1983年严打，数万重刑犯被遣送新疆青海劳改，原籍户口全部作废，40多年后这群人怎么样了！ 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随着国门打开，新鲜事物涌入，社会治安也面临新挑战。 知青大批返城，而城市待业人口超过两千万。 一些青年模仿国外影视作品中的暴力情节，组成流氓团伙，在街头公然抢劫、欺辱妇女。 数据触目惊心：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1981年增至89万多起。 仅1983年前五个月，北京就发生流氓团伙殴斗、持刀杀人案件226件。 当时邓小平在视察时听到汇报：“现在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 他当即指示：“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 1983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强调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方针。 就在短短三年内，全国抓获犯罪分子177.2万人。 对于重刑犯来说，最严厉的惩罚不是死刑，而是“注销城市户口，遣送西北劳改”。 要知道这一政策意味着他们将永远失去返回故乡的权利。 押解过程极其严密。 就以南昌为例，数十辆警车和上百名武警战士组成押解队伍，行程长达50多个小时。 而且沿途每个车站都有武警驻守，防止意外发生。 犯人们挤在闷罐车里，手脚难以伸展，每天只能吃两顿掺着沙子的窝头。 也曾有人试图反抗，立即被武警制服，并用铁链锁住。 列车最终停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或青海诺木洪的盐碱地。 而迎接他们的没有床铺，只有管教冰冷的话语：“自己挖地窝子，不劳动不得食”。 西北劳改农场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新疆其盖麦旦监狱初建时，民警和犯人都住地窝子，挖个沙坑支上木头，糊上泥巴和草就是家。 而吃水要靠毛驴从几公里外拉，还是咸苦的。 青海诺木洪农场的环境更为严酷：冬天零下二三十度，耳朵不包好能冻掉。 在夏天地表能烫熟鸡蛋，张嘴呼吸都能吸进沙子。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扛着锄头开垦盐碱地。 那土硬得像石头，一锄头下去虎口发麻，地上只留个白印子。 但劳改生活并非只有惩罚。 监狱每天组织犯人唱歌、出操、劳动。 种菜、做木工、养殖牲畜等劳动，是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起点。 晚上，监狱广场会放映爱国影片，激发犯人的爱国热情。 监狱工作人员对犯人充满人道关怀。 每当有囚犯生病，都会得到及时诊治，患有疑难病症的，还会邀请社会上的医学专家会诊。 而这种既严厉又充满希望的态度，给了许多囚犯从未有过的温暖。 四十多年过去，这批囚犯的命运出现了分化。 大多数人选择留在西北。 可由于原籍户口已被注销，他们返回家乡面临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困境。 张立国就是典型例子：他熬到刑满后回上海，发现户口早已注销，找不到工作，连亲戚家都无法长住，最终只能回到新疆的劳改农场附近生活。 少数人千方百计返回原籍。 但这条路充满艰辛。赵建国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往返青海与辽宁之间十余次，才通过司法部门的证明材料重新补办了户口。 而返回后还要面对邻里的歧视和就业的困难。 只有极少数人因特殊才能获得新生。 比方说一些具备木工、瓦工等技能的罪犯，在劳改期间参与了边疆建设。 其中一人因擅长建筑设计，被农场推荐到当地建筑公司工作，刑满后直接录用，后来成为技术骨干。 这场大规模遣送行动，在当时引发了不同看法。 支持者认为，严打及时扭转了社会治安恶化趋势，震慑了犯罪分子。 而将重刑犯送往西北，既缓解了监狱压力，又为边疆开发提供了劳动力。 批评者则指出，一些案件处理过于仓促，有人因轻微犯罪就被重判。 而“注销户口”的政策过于严厉，切断了犯人回归社会的后路。 从历史角度看，这一政策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屯垦戍边”治理思路。 但与传统“充军”不同，1980年代的劳改政策更强调教育和改造。 中国的重新犯罪率多年来保持在6%至8%的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的20%至60%。 而这表明改造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 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劳改农场已发生巨变。 新疆其盖麦旦监狱建起了砖混监舍楼，有了自来水和暖气。 青海诺木洪农场周围种起了枸杞，成了热闹的小镇。 那些曾经的重刑犯，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有人儿孙满堂，在西北安度晚年，有人孤独终老，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 这段特殊历史留给我们的思考是：社会秩序与个人命运如何平衡？惩罚与改造怎样兼顾？ 而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生活在法治社会中的人深思。 主要信源：（那批被遣送到大西北的重刑犯,他们的命运最终怎样了...——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