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舅在舅妈跟人跑了之后，跑去广州给一个老太太当接送司机。老太太七十三，儿女都在国外，雇他就为每天送她去茶楼打牌，下午再接回来。老太太退休前是中学老师，一个月退休金一万多。 老舅接这活儿头个月，总觉得老太太有点怪。 每天早上七点半出发，她非让把车停在茶楼斜对面的巷口，自己拎着个保温桶绕进去，半小时后空着手出来，才慢悠悠进茶楼。 有回老舅等得久了，溜达到巷口抽烟，看见保温桶是送去巷尾那家肿瘤医院的住院部。 他没敢问，只是第二天起，车里多备了个保温杯，泡着老太太爱喝的菊花枸杞，温度总掐在不烫嘴的分寸。 老太太牌局散得早，会让老舅绕去白云山脚下的花店，买一支白色康乃馨。 有次老舅帮忙挑花，听见花店老板说：“李老师您天天来，这花送老伴儿啊？” 老太太没接话，只笑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 那天下午送老太太回家，老舅憋不住问：“阿姨，您天天往医院送的汤，是给……亲戚？” 老太太握着保温杯的手顿了顿，杯壁上的水珠滴在裤腿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是个老朋友，”她声音轻得像风，“年轻时候吵了架，几十年没来往，现在他躺那儿动不了，我总得送口热乎的。” 老舅没再问。 转天起，他每天五点起床，除了给老太太做早餐，还多熬一份乌鸡汤，用自己那个旧保温桶装好，悄悄塞进老太太的包里。 老太太发现时，保温桶的提手已经被老舅磨得发亮——那是舅妈以前给他买的，上面还印着褪色的“平安”俩字。 “你这孩子，”老太太眼圈红了，“我退休金够，请护工都行。” “我闲着也是闲着，”老舅挠挠头，方向盘打得格外稳，“我妈以前说，熬汤得用砂锅，小火慢炖才入味。” 就这么过了半年，有天老太太没让去茶楼，直接说去医院。 病房里躺着个瘦得脱形的老头，看见老太太进来，浑浊的眼睛亮了亮，手微微抬了抬。 老太太把花插在床头柜，又把老舅熬的汤倒出来，用勺子搅了搅，吹凉了喂到老头嘴边。 老舅站在门口，看见床头柜上摆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二十岁的老太太扎着麻花辫，和穿中山装的年轻男人并排站着，笑得露出牙。 那天下午老头走了。 老太太没哭，只是坐在床边，轻轻摩挲着照片边角，嘴里念叨：“当年要不是我非要考大学，你也不会赌气娶了别人……” 老舅把车开到楼下，没按喇叭，就坐在驾驶座上等，烟一根接一根抽，烟灰缸里堆得像座小坟头。 老太太出来时，天已经黑透了，她把一个布包递给老舅：“这是他年轻时送我的钢笔，你拿着，写字顺。” 老舅打开布包，钢笔杆磨得发亮，笔帽上刻着个“军”字。 “我不要，”老舅把布包推回去，“阿姨，您留着念想。” “念想在心里呢，”老太太拍了拍他的手背，“你比我那俩在国外的娃还贴心，以后别叫阿姨了，叫李老师吧，我教你写字。” 第二年开春，老舅回了老家。 他没再提舅妈，也没再出去打工，就在镇上开了家小面馆，招牌是“李老师教的鸡汤面”。 面馆里摆着张旧书桌，上面放着那支刻着“军”字的钢笔，还有个笔记本，老舅每天收摊了就坐在那儿写，写他开出租车的事，写广州的茶楼，写李老师教他怎么握笔。 有回我去吃面，看见笔记本里夹着张照片，老舅站在面馆门口，穿着干净的白围裙，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身后的招牌被太阳晒得有点褪色，可“鸡汤面”三个字，笔锋挺括，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写字顺。 老舅说，现在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熬汤，中午忙到两点，下午关了店门，就坐书桌前写字，有时候写着写着，窗外的麻雀叫了，他就觉得，日子啊，就像这砂锅熬的汤，慢是慢了点，可熬到最后，总有股暖烘烘的味儿。 有人问他，当初咋不留在广州，跟李老师搭个伴儿。 老舅舀了勺汤，吹了吹，慢慢喝下去，才说：“人跟人啊，不一定非得是夫妻才叫缘分，有时候搭把手，陪一程，就够了。” 我看着他眼角的笑纹，突然想起舅妈刚走那会儿，他蹲在门口哭，像个被抢了糖的孩子，怎么劝都没用。 现在他不用劝了，因为他自己把日子熬出了甜味儿。 那甜味儿，不是别人给的，是他自己一勺一勺，慢慢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