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县解放，邱会作父亲：我儿是红军, 却挨了打还罚苦役，为何？

1949年8月8日，第四野战军48军144师在钟文法将军的指挥下，成功解放了兴国县。这一事件标志着赣南地区首个县城获得解放。钟文法作为兴国籍的将领，带领部队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邱会作在第四野战军45军担任政委时，偶然从军报上得知一则消息，这让他心情大好。作为兴国本地人，他19岁就加入了红军，此后便与父母断了联系。

邱会作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回到家乡探望父母，但45军正与桂军第7军和第48军激战，战况胶着，他不得不暂时将这份牵挂放在心底。出乎邱会作意料的是，没过几天，45军政委陈仁麒主动通过电台与他取得了联系，并带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消息：一个令人振奋，另一个则令人担忧。幸运的是，他的双亲都还活着，但不幸的是，他父亲遭遇了不公，被一名班长殴打，并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扛着炮弹行进了超过三十里路。邱会作听到父亲被打的消息，顿时怒火中烧。他实在想不通，班长为何会对老人动手。原来，他父亲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儿子是红军！”这句话竟然成了冲突的导火索。邱会作的父亲邱时昕，来自兴国县高兴圩的上密村，生活条件并不宽裕，家里仅靠几亩贫瘠的土地维持生计。尽管家境拮据，他依然省吃俭用，坚持供邱会作上了两年私塾。这样一来，邱会作总算学会了认字，摆脱了文盲的困境。1929年4月，毛泽东带领红四军第三支队抵达兴国，随即在当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

在兴国县，虽然总人口只有23万，却有8万名贫苦青年积极投身红军队伍。这一壮举使得兴国成为苏区中备受瞩目的典范。在革命思潮的感召下，邱时昕一家六口积极投身于土地改革运动。凭借突出的工作表现，邱时昕被推选为村土地委员会成员，在基层土地改革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邱会作与他的兄长邱会佳，最初在兴国县的民兵组织中参与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人都选择了投身于红军队伍。与兄长相比，邱会作的命运要好得多。由于具备文化基础，他先后担任了通信员和宣传员的工作，到1931年7月时，已升任红五军团宣传队长。而他的哥哥邱会佳则始终是一名普通士兵，在长征前的广昌战役中不幸牺牲。1934年9月，邱会作刚满20岁，被分配到军委总供给部担任统计员。在长征开始之前，他参与了一项高度机密的行动，负责隐藏和埋藏重要物资。出乎邱会作意料的是，任务结束后，保密局的人竟打算除掉他。他们担心他掌握的信息太多，一旦被敌方抓获，可能会泄露重要机密。

在前往刑场的途中，邱会作大声呼救，这声音传到了周恩来的耳中。周恩来立即询问情况，了解事情经过后，他迅速采取行动，成功保住了邱会作的性命。邱会作毅然离开家人，包括年迈的双亲和年纪尚小的弟弟邱会仁，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红军的队伍，踏上了长征的征程。在红军踏上长征征程之际，邱会作被委以重任，先后出任军委总供给部的政治指导员和总书记等职务。由于他在后勤保障方面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上级的高度信任和依赖。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承担了多项重要职责，包括担任军委供给部的副职领导，以及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的一把手，同时兼任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的政委。这些职务使他成为后勤保障和财政管理的关键人物，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1939年，年仅25岁的邱会作与18岁的胡敏步入婚姻殿堂。胡敏，来自陕西长安，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生活异常艰辛。幸运的是，西安红十字会向她伸出了援手，将她送入教会学校，让她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1936年，胡敏在西安省立医院担任清洁工期间投身革命事业。她巧妙地利用在医院工作的便利，为我党秘密传递重要情报。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时，年仅16岁的胡敏毅然加入了西北地区的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之后又投身于八路军的队伍中。

由于工作表现优异，胡敏被选派到延安红军卫校深造。在校期间，经友人牵线，她与邱会作相识并发展为恋人关系。随后，两人一同被调往新四军任职。结为夫妻后，胡敏先后为邱会作诞下五个孩子，其中包括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红军和抗战期间，邱会作主要担任后勤职务，因此并未引起广泛。然而，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在成为林彪的得力助手之后。这一时期，邱会作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逐渐在军中声名鹊起。他的晋升不仅得益于个人的努力，更与林彪的信任和提拔密不可分。这一合作使邱会作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显著提升，成为当时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邱会作和林彪在个性上颇为相似，两人都过着简单的生活，不爱参与社交活动，更倾向于沉浸在书本和深思中。邱会作在后勤管理和军事指挥方面都表现卓越，因此深得林彪的赏识。林彪先后任命他为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赤峰军分区政委以及45军政委等重要职务。这些任命不仅体现了林彪对邱会作能力的认可，也反映了他在军队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职务的晋升，邱会作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渐成为东北野战军中的关键人物。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该部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员。邱会作的贡献和影响力在东北野战军中得到了广泛认可，他的存在对部队的运作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不断努力和卓越表现，邱会作在军队中树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成为东北野战军中的重要支柱。邱会作随红军撤离后，兴国县再度落入国民党手中。当地随即陷入严酷的镇压氛围，邱会作的家人，包括父母和弟弟，不得不四处逃亡，与其他红军亲属一样，在极端困苦中挣扎求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红军的亲人们才有勇气回到自己的老家，重新过起日子。他们之前因为战乱和动荡，不得不离开熟悉的地方，四处躲藏。现在，局势稍微稳定了些，他们才敢慢慢回来，收拾残破的家园，试着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心里还是有点害怕，但他们知道，生活总得继续，再难也得挺过去。于是，他们鼓起勇气，一点点重建被毁掉的一切，努力让日子重新走上正轨。在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县有超过八万名青年加入红军队伍，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交战中牺牲，这些战斗包括多次反围剿行动以及艰苦的长征过程。兴国县的民众对国民党怀有深重的怨恨，他们日夜期盼红军能重返故土，解放这座被压迫的县城。1949年8月8日，兴国县再次获得解放，当地民众无不欢欣鼓舞。

1949年兴国解放后，邱时昕一家迎来了意外的客人。来自48军的一个班的战士们住进了他们家中。对于长期生活在偏远山村的邱家来说，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让他们感到十分惶恐。邱时昕和他的家人从未接触过这样的"老总"，完全不明白这些军人的来意和身份。面对陌生的军人，整个家庭都处于极度紧张和不安的状态。48军刚进驻时，物资匮乏，一位班长未经许可就擅自拿走了邱家的粮食，并宰杀了他们仅有的猪。邱时昕见状，心痛不已，泪流满面。家里省吃俭用存的粮食被人糟蹋了，邱时昕实在憋不住火，直接质问那个班长：“你们是哪部分的？”这位班长对他解释道：“我们属于人民解放军，也就是之前的红军！”邱时昕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兴奋起来，因为他得知红军已经返回。他忍不住高声喊道：“我的孩子就是红军的一员！”邱时昕原本只是简单说明情况，没想到班长听完后突然发火，误以为邱时昕在指责他们消耗了他家的粮食和牲畜，觉得受到了侮辱。一气之下，班长直接动手打了邱时昕。

邱时昕突然挨了一顿揍，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本他还打算向班长打听儿子邱会作的消息，这下也不敢多问了，只好闷闷不乐地走了。邱时昕原以为挨了顿打，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可没想到，第二天班长又找上门来，让他去给部队搬运炮弹。邱时昕那时岁数不小了，扛着弹药箱徒步走了30多里地，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抵达兴国后，他立即向其他解放军战士询问关于他儿子邱会作的消息。最终，他找到了一位军直属队的营教导员，向他打听情况。邱会作的名声，这位指导员早有耳闻，尽管他们隶属不同的部队。兴国作为红军的重要发源地，当地百姓中不少人与红军有着密切的联系，随便遇到一个老农，很可能就是红军的亲属。考虑到这一点，指导员便给了邱时昕一块银元，让他回家去了。邱时昕拿到银元后，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走到一半，他又掉头回去，继续打听邱会作的消息。陈仁麒很快得知了这件事。他曾是8纵22师的政委，与当时担任8纵政治部主任的邱会作关系密切。得知情况后，陈仁麒立刻暂停了手头的事务，亲自去找邱时昕了解情况。

从外貌判断，陈仁麒确信邱时昕就是邱会作的父亲。了解到班长在邱家发生的事情后，他立刻向老人表达歉意。为了弥补过失，他特意赠送了几百斤大米和十枚银元作为补偿。随后，他直接找上了邱会作，促成了开头提到的那一幕。虽然心里有火，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邱会作也就没再追究。邱会作的父母听说儿子不仅还活着，还当上了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尤其是他母亲，根本坐不住，恨不得马上出发去找他。陈仁麒派了几名士兵护送邱母前往目的地，但遗憾的是，当他们抵达时，邱会作所在的45军已经离开了。那年年底，邱会作在广州担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邱母终于得以与他团聚。邱会作的母亲来到军区时，正赶上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为邱会作感到开心。政治部的陶铸觉得这是个有趣的机会，便建议大家一起去迎接邱母，顺便看看她能否在人群中认出自己的儿子。十几位身着军装、头戴军帽的将领从会议室鱼贯而出。出乎意料的是，邱母远远就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自己的儿子。她激动地喊道：“阿贵（邱会作的小名）！”随即快步向邱会作走去。邱会作目睹母亲和儿子相拥而泣的场面，周围的人都被这感人的一幕深深打动，纷纷流下眼泪。之后，邱会作决定将父亲接来同住，让两位老人在他的照顾下安享晚年，生活平静而满足。1955年，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在众多兴国籍将领中，他虽然不是最显眼的，但也位列前八。后来，他更是升任总后勤部部长兼副总参谋长。

在邱会作的后期政治道路上，他逐渐偏离了初衷，深陷权力角逐的泥潭，成为林彪（代号101）的得力助手。在“九一三”事件后，邱会作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折。1973年，他不仅被开除党籍，还失去了所有职务。到了1981年1月，他因法律审判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这段艰难的牢狱生活一直持续到1987年，他才最终得以恢复自由。邱会作刑满释放后，每月仅靠200多元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相当紧巴。所幸的是，他的妻子胡敏是一名军医，凭借专业的医疗技能，她开设了一家诊所，为家庭提供了额外的经济来源。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为刘先生安排了一套面积达170平方米的宽敞住房。然而，由于经济拮据，他连基本的家具都无力购置，导致整个居所显得格外空旷。作为资深革命家的邱会作，并未过多物质层面的追求，而是将精力投入到回忆录的撰写中。他通过文字记录下自己的革命经历，旨在为后代提供宝贵的历史参考。这一举动体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的担当。

2002年8月3日，邱会作逝世，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