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地下党刘国志不幸被捕。他的五哥在香港当银行经理，找到徐远举，递上一张空白支票，说：“你要多少钱，自己写。” 1949 年 11 月 27 日深夜，重庆歌乐山白公馆响起了枪声，打破了山城的寂静。 28岁的刘国志把没写完的诗稿藏进墙缝。当刽子手的枪口对准他时，这个出身四川首富家庭的共产党员，用尽最后力气喊道：“人民解放了，我们死而无愧！” 这声呐喊，穿越了74年的时光，让我们了解到一段惊心动魄的营救往事。 1921年，刘国志出生在泸州的 “刘百万” 家族。他家有三千亩良田、两家缫丝厂，还持有重庆银行的股份。 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最疼爱的七少爷，后来会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刘国志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看到同学因为交不起学费被迫退学。他不理解，就问父亲：“咱家的佃户饭都吃不上，为什么还要收那么高的租子？” 父亲听了勃然大怒，说：“你懂什么！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1940 年，刘国志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读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当他读到《共产党宣言》中 “消灭私有制” 的内容时，一下子明白了：“原来社会不公平，根源在于剥削制度！” 于是，刘国志不顾家族反对，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化名 “陈方”，在云南昭通中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组织武装斗争。 1947 年，他调回重庆，担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领导了震惊全国的 “反饥饿、反内战” 学生运动。 1948 年 4 月，《挺进报》事件爆发。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先后叛变，供出了包括刘国志在内的 133 名地下党员。 刘国志第一次被捕时，从后门侥幸逃脱。他连夜走了 120 里，躲进荣昌大姐家的地窖。 可是冉益智为了向特务邀功，亲自带人追到荣昌。他用枪口抵住刘国志的胸口，狞笑着说：“七少爷，你跑不掉的！” 刘国志被捕后，被押往渣滓洞。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听说后很高兴，他想：“刘家有的是钱，这次可以好好敲一笔。” 在审讯室里，徐远举对刘国志用了老虎凳、辣椒水、电刑等各种刑罚，刘国志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三次，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后来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交代说：“我把所有刑罚都用了，他连哼都没哼一声。” 刘家得知刘国志被捕后，立刻开始想办法营救。胡宗南的副官、重庆市长张笃伦、国民党参议长胡子昂，都来向徐远举说情。 但徐远举这个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根本不理会，他说：“除非刘国志登报退党，否则谁来都没用！” 关键时刻，在香港当银行经理的五哥刘国琪站了出来。 刘国琪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个金融精英。他带着黄金烟盒、劳力士手表和装满金条的皮箱回到重庆。 他跪在徐远举面前说：“徐处长，只要你能放我弟弟一条生路，刘家愿意承担保密局半年的经费。” 徐远举把玩着黄金烟盒，提出一个条件：“让刘国志在《中央日报》头版刊登退党声明，我马上放人。” 刘国琪满心欢喜地带着 “保释书” 去了渣滓洞，没想到弟弟却对他说：“哥，我宁死也不会背叛信仰。” 1949 年 10 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刘国琪再次找到徐远举，这次他拿出一张空白支票，说：“金额随便你填，只求你无条件放人。” 徐远举犹豫了，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只要刘国志在悔过书上签个字，我保证他三天内出狱。” 刘国琪带着悔过书来到牢房，看到弟弟的样子，心如刀割。只见刘国志的指甲被全部拔掉，膝盖骨也碎裂了，走路时身体几乎要贴在墙上。 但刘国志的眼神依然坚定，他说：“要我签字，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在白公馆的铁窗内，刘国志又开始了另一场战斗。他和罗广斌、陈然等难友秘密成立了狱中党支部，一起总结党组织被破坏的教训。 就在这个潮湿阴暗的牢房里，诞生了影响深远的 “狱中八条”。这份用鲜血写成的建议书，第一条就是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1949 年 10 月 1 日，黄显声将军把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带进了监狱。刘国志和难友们用红被面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他们对着红旗庄严宣誓：“我们虽然看不到胜利，但我们的鲜血不会白流！” 11 月 27 日下午，特务开始分批处决犯人。刘国志从容地站起身，把珍藏的入党申请书塞进墙缝，转身对罗广斌说：“如果我牺牲了，把这份材料交给党组织。” 枪声停息后，幸存者在墙缝中发现了刘国志的绝笔诗：“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在这场震惊中外的 “11・27” 大屠杀中，包括刘国志在内的 207 名革命者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入党时的誓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