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从北平南撤时，保密局近百人因无经费无法坐飞机离开而慌乱——北平飞青岛包机需20万美金。党通局北平负责人张庆恩是谷正文少数佩服的人之一，他推荐孙耕南给谷正文，出了个解决经费的狠招：抢银行。 很多人觉得这是“特务运气差”，实则20万美金的包机费，早已超出保密局北平站的承受能力。1948年8月金圆券改革后物价疯狂飙升，到1949年1月，1美金已能兑换2000万金圆券；而保密局北平站月经费名义上仅5万美金，实际到账不足三成，还被上层层层克扣。 经费断流的根源是国民党的财政崩溃。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国民党丢失了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粮食产区，金圆券信用彻底破产。 当时北平的国民党军政机关，连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更别说特务系统的“特别费”。谷正文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我们连买子弹的钱都没有，据点里的特务只能靠敲诈小商户混饭吃。” 包机费的高昂更透着末日的混乱。当时国内航空公司大多已南迁，北平到青岛的航线要经过解放区边缘，航空公司怕飞机被截，索要“风险溢价”，20万美金相当于当时北平2000亩良田的价格。 而保密局北平站的近百人里，既有行动组特务，也有译电员、档案管理员，这些人没了经费连火车票都买不起，只能困在北平等死。 谷正文佩服张庆恩，不是因为他手段狠，而是张庆恩“懂北平的江湖”。需明确：1947年中统已改组为“党通局”，张庆恩当时是党通局北平负责人。他不像保密局那样依赖武力，而是深耕地方势力，孙耕南就是他的“王牌”。 根据《北平帮会史料》，孙耕南是北平本地“清帮”头目，早年在北平中央银行做过安保主管，既熟悉银行安保，又能调动街头势力，是典型的“地头蛇”。 张庆恩推荐孙耕南，有三层算计。一是孙耕南和北平多家银行守卫队长有交情，能摸清安保漏洞；二是孙耕南手里有“黑枪”和炸药，是特务们急需的行动装备；三是孙耕南也想南撤却缺经费，抢银行对他是“双赢”。 两人见面时，孙耕南直接甩出地图：“就抢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库里有现大洋和美金，安保是地方保安队，好对付。” 计划的细节透着荒诞的周密。孙耕南踩点后制定方案：由保密局特务伪装成“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队”，以“查禁金圆券黑市”为由进入银行，控制守卫后用炸药炸开金库；得手后由孙耕南的帮会成员接应，将赃款运到天津的租界，通过洋行换成美金，再从天津坐船去青岛。 谷正文补充了一条：“得手后杀几个无关人员，嫁祸给共产党，混淆视听。” 抢银行计划最终没实施，不是被地下党识破，而是国民党内部先乱了阵脚。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消息传到北平，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突然接到南京电报：“限核心骨干24小时内撤离，其余人员自谋出路”。这意味着近百名普通特务成了“弃子”，不少人开始打退堂鼓。 第一个掉链子的是行动组组长。他没提“投靠共产党”，而是卷走据点里仅存的少量经费连夜潜逃；这种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有特务家属向银行职员通风报信。 中国农民银行经理闻讯后，偷偷将库存美金、大洋转移到北京饭店地下金库，只留下少量金圆券充数——这也侧面印证最初目标绝非该行。 更关键的是张庆恩的“反水”。他通过中统的渠道，提前拿到了一张南撤的机票，根本没打算带其他人走。谷正文在回忆录里骂道：“他推荐孙耕南，就是想让我们去送死，他好趁机溜走。” 1月20日，孙耕南发现银行库存已空，知道计划败露，带着帮会成员逃到了唐山，而保密局的特务们还在据点里等消息，直到解放军进城才仓皇逃窜。 这场没实施的抢银行计划，比任何战报都更能说明国民党的末日景象。当一个政权的“爪牙”们，沦落到要靠抢劫银行才能保命时，它的财政、军事、行政系统早已全面崩塌。 张庆恩的算计，谷正文的挣扎，孙耕南的投机，还有那些想投靠共产党的特务，每个人的选择都透着对这个政权的绝望。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那些没来得及南撤的保密局特务，大多向解放军自首。谷正文并非“混在难民里逃走”，而是靠伪造的“天津商人”证件，通过党通局北平站的残余关系，从北平火车站乘火车逃到南京，后来去了台湾。 他晚年在《白色恐怖秘史》中回忆：“那时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子，谁也不管我们，抢银行是唯一的路，可连这条路都走不通。” 这场荒诞的计划，也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一个政权如果只顾上层利益，不顾底层死活，就算有再厉害的特务机构，再坚固的防线，也挡不住崩溃的命运。20万美金的包机费，抢银行的疯狂念头，还有那些特务们的慌张眼神，共同构成了国民党政权最后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