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地下党王同兴家里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臂缠毛巾、手提点心,这是说好的接头暗号。王同兴没起疑,中了特务的奸计。 地下党王同兴家里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臂缠毛巾、手提点心——这正是上级跟他们约好的接头暗号。 王同兴心里那块石头,“哐当”一下就落了地。总算来了!他把人赶紧往屋里让。你想啊,在那种环境里,能对上暗号,基本就等于验明正身了。 胖子坐下就开口,说他们是来传达通知,让县委的同志们去大名县开个紧急会议。瘦子在旁边补充,说本来不该他们来,但事出紧急,就临时受命了。 这事儿处处都是破绽。最大的破绽,就是人。地下工作,纪律如铁,联络员通常都是固定的,怎么会突然冒出两个生面孔?可王同兴当时被“暗号正确”这个信息给稳住了,没往深处想。他热情地带着这俩“同志”,又去联系了宋同发和陈仰贤,都是县委的骨干。 人一凑齐,就准备出发了。看着这俩“同志”张罗得挺周到,王同兴他们心里那点小小的疑云,也就散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一张大网已经悄然撒开。 就在他们动身的时候,真正负责南乐地下工作的负责人王从吾,心里正打鼓呢。他按约定时间来王同兴家碰头,结果扑了个空。邻居说,王同兴跟着两个外地人一大早就走了。 王从吾是谁?那是个心思比针尖还细的人。他一听这话,心里立刻敲起警钟。不对劲,太不对劲了!县委核心成员的集体行动,他这个主要负责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还被两个陌生人带走? 他不敢耽搁,拔腿就追。先追到宋同发家,又追到陈仰-贤家,最后听说他们已经坐上骡车往大名县方向去了。王从吾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事儿十有八九是出问题了。这时候,他不能暴露身份,只能装作一个赶路的学生,远远地吊在骡车后面。 车上,王同兴他们也渐渐感觉不对味了。这一路上,他们旁敲侧击地问那俩人一些直南特委的工作细节,结果对方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干脆一问三不知。这下,车里的气氛可就微妙了。 其实,这俩人根本不是什么同志。那个胖子叫王铁秋,曾经是河北省委组织部的,可惜后来叛变了。瘦子叫沈哲臣,是个老牌的国民党特务。他们俩这趟来,就是照着名单抓人的,想把南乐县委一锅端。 王从吾紧赶慢赶,终于在半路上追上了骡车。王同兴、宋同发、陈仰贤一看到气喘吁吁的王从吾,那眼神一对,瞬间什么都明白了。王从吾的出现,就是最明确的警报——来的是鬼,不是人! 陈仰贤脑子最快,他立马给王同兴他们递了个眼色,意思是假装不认识王从吾。王铁秋也看见了后面这个“学生”,起了疑心,就让陈仰贤过去盘问一下。 陈仰贤快步走到王从吾身边,压低声音,话像连珠炮一样从嘴里蹦出来:“后面这俩是特务,带枪。你快走!我们想办法脱身。” 王从吾扫了一眼周围的地形,冷静地回了句:“不行,要走一起走,不能让他们把你们仨带走。”这话一出口,就像定海神针,让另外三个人心里有了底。 一行人就这么貌合神离地继续往前走,很快到了一个渡口。王从吾一看船还在对岸,立马就有了主意。他招呼大家:“赶了半天路,都累了,去路边那个茶饭铺歇歇脚,喝口水。” 进了那个茅草搭的茶饭铺,四个人借着喝茶的功夫,用眼神和最简单的词汇飞快地交流。王从吾压着嗓子说:“他俩有枪,硬拼不行。等会儿听我号令,分头跑!” 王同兴眼尖,发现铺子后面有个小门,他立刻指了指,大家心领神会。 计划刚定,王铁秋和沈哲臣也跟了进来。他们大概也察觉到气氛不对了,眼神里多了几分警惕。 说时迟那时快,王从吾猛地一拍桌子,大喊一声:“跑!” 四个人像弹簧一样从座位上弹起来,冲向后门。沈哲臣反应极快,拔枪就追。但王同兴、宋同发、陈仰贤三个人,在冲出去的瞬间,又猛地回身,用血肉之躯死死抵住了那扇简陋的木门。 他们把唯一的生机,留给了王从吾。因为王从吾是负责人,他跑掉了,组织才不会瘫痪。 门外,沈哲臣气急败坏地吼叫:“让开!不然开枪了!”子弹“砰砰”地打在门板上,木屑横飞。可门里的三个人,就是用肩膀、用后背死死扛着。那一刻,他们心里可能就一个念头:“只要老王跑了,我们也算不白折腾。” 沈哲臣看撞门不成,知道正主是跑掉的那个,扭头就对王铁秋喊:“看好他们,我去追!”说完就绕过铺子,朝王从吾逃跑的方向追去。 王从吾沿着河边,一头扎进了没膝的芦苇荡。身后枪声大作,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 好在芦苇荡够密,成了天然的屏障。王从吾最终是有惊无险,甩掉了特务,成功脱身。而抵住房门的那三位同志,也趁着特务分兵追击的混乱,从别的方向成功逃脱。 一场针对南乐县委的“斩首行动”,就这样被王从吾的警惕和同志们的无畏给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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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