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潜江，一名男子因妻子出轨，愤怒下砸了第三者的车，最后男子向第三者赔偿了4.3

湖北潜江，一名男子因妻子出轨，愤怒下砸了第三者的车，最后男子向第三者赔偿了4.3万，达成了和解。然而一次，男子发现妻子和第三者还有接触，认为二者还保持关系。于是跟踪尾随，还买刀，扬言要杀了第三者，哪怕警方调解后，男子依然表示要杀第三者。男子的嚣张悲剧了，最终以故意杀人罪获刑1年8个月。 黄某，45岁，和妻子鲜某结婚多年。2019年前后，鲜某在网上结识了邹某，并于2021年左右发展成不正当关系。2024年6月，黄某发现妻子出轨，一时气愤砸坏了邹某的汽车。 经人调解，黄某赔礼道歉并赔偿了4.3万元，邹某也答应不再追究，同时与鲜某断绝来往。表面上，事件告一段落。 然而，到了同年11月，黄某在接妻子练车回家途中，再次偶遇邹某。敏感的神经再次被触动，他怀疑二人依旧暗中联系。想到自己母亲曾因自己冲动差点走丢，他和妻子吵了起来。 随后，黄某骑车追到商场，看到邹某下车进入楼内，还朝自己竖起大拇指。邹某事后联系鲜某，称黄某堵他，让鲜某担心出事，遂报警。 与此同时，黄某跑到附近超市，花15元买了一把刀。他在心里反复盘算：要等邹某出来后“杀了他，再自杀”。 买刀后，他先去上厕所，觉得饿了，又跑去吃饭。等他返回时，邹某的车已经不见了。 不久，鲜某打来电话，说邹某已被带去派出所。黄某也被通知前往调解。 进入派出所后，黄某仍未冷静，他甚至打算在邹某出所时动手。见没机会，他干脆将刀放在桌上，对妻子说：“我要杀了他！不是开玩笑的。他破坏了我的家庭，就算判我刑，我出来后也要杀他！” 这一连串举动让警方警觉，黄某最终被刑拘，随后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检方起诉。 在检方看来，黄某购买刀具、尾随被害人，已经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预备。《刑法》第22条规定：为了实施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是犯罪预备。 结合案发经过，黄某的供述、购买刀具的视频、证人证言，均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虽然杀人未遂，但其行为已达到犯罪预备的程度。 一开始，检方认为黄某有自首情节，并建议量刑1年3个月。但在庭审中，黄某翻供称：“买刀只是为了吓唬邹某，不是真的想杀人。”同时，辩护人还出具了精神疾病诊断的复印件，试图证明其存在精神障碍。 然而，法院审查后认为：黄某在侦查阶段供述明确，且有录像、证人证言、监控相互印证；提交的精神病报告不符合证据要求，且与定罪量刑无直接关联；黄某虽到派出所，但其动机并非投案，而是伺机杀人，因此不构成自首。 最终，法院采纳了检方撤销自首情节后的量刑建议，以故意杀人罪（犯罪预备）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 从法律角度分析，这起案件有几个关键点： 刑法明确区分犯罪既遂、未遂与预备。黄某虽然没有真正实施杀人，但其购买刀具、尾随、公开扬言等行为，已足以认定其具有杀人故意。 黄某称自己因气愤才说出过激言辞，但法律强调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的结合。只要有证据证明其主观意图与客观准备行为相符，即构成犯罪。 精神病鉴定需合法合规。辩护方提出的诊断复印件因形式不合格，未被采信。刑事案件中，精神病鉴定需具备权威性、合法性，否则无法作为量刑依据。 量刑考量体现宽严相济。虽然黄某触犯的是严重罪名，但因属于预备阶段，未造成实际危害，法院在定罪的同时，判处1年8个月的刑期，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这起案件带来的社会警示非常深刻。 首先，它揭示了婚姻矛盾失控的风险。当感情出现裂痕，如果当事人不能理性沟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以暴力报复，最终受害的往往是三方：对方受伤害，家庭被摧毁，自己也要承担刑责。 其次，它反映了情绪管理的重要性。法律不是情绪的出气筒，任何以“冲动”为借口的违法行为，都不可能得到豁免。冲动一时，后悔一生。 再次，它强调了司法对公共安全的维护。哪怕犯罪还停留在“预备”阶段，只要有明确的主观故意和客观准备，法律也会坚决介入，以防悲剧发生。 黄某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通过法律途径起诉离婚，或追究侵权责任。可惜，他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果把自己推向深渊。 案件之外，最刺痛人心的是那句话：“要么他死，要么我死。” 在法律的铁律面前，这种“同归于尽”的逻辑，注定只能换来铁窗生涯。家庭矛盾再大，婚姻裂痕再深，也必须依靠法律来解决。任何人一旦让“冲动”代替理性，法律必然会代替命运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