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贺子珍真美，五官清秀，眉宇间有一股男儿般的英气，井冈山上英姿飒爽的双枪英雄，为人重情重义，心地善良，相由心生这几个词用在她身上最恰当 很多人知道贺子珍，是因为她是毛主席的革命伴侣。但在我看来，在成为“妻子”这个身份之前，她首先是她自己——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1927年，才18岁的她就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是当时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在那个男人主导的战场上，贺子珍绝对是个“狠角色”。 她可不是那种躲在后方做做文书工作的女同志。她是井冈山上英姿飒爽的双枪英雄，骑马打枪，样样精通。当时的战友何长工后来回忆说，她作战勇敢，机智灵活，是个带过兵、打过硬仗的巾帼英雄。1929年初，红四军军部在大余县城被敌军突然包围，情况万分危急。那个画面，枪声四起，敌人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贺子珍镇定自若，双手握枪，左右开弓，硬是凭着神准的枪法干掉了两个追得最紧的敌军军官，掩护毛泽东安全脱险。 这不是电影剧本，这是真刀真枪的生死瞬间。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在那种关头能挺身而出，这股英气，就是刻在她骨子里的。所以说，她的美，绝不仅仅是外表那点事，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命力，一种敢打敢拼的精气神。 当然，如果只是能打，那她就是个出色的战士。但贺子珍之所以让人敬佩，更在于她那份重情重义和发自内心的善良。 在井冈山的日子，条件艰苦得超乎我们想象。毛泽东常常在八角楼那盏微弱的油灯下，通宵达旦地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光辉著作。而陪在他身边的，就是贺子珍。她不光是生活上的伴侣，更是工作上的战友。她会想尽办法找来《申报》《大公报》这些报纸，自己先看一遍，把重要的内容圈出来，给毛泽东节省时间。毛泽东写完的文稿，很多都是当时担任特委机关秘书的贺子珍一笔一划誊写清楚的。这种相濡以沫，是战火中淬炼出的最真挚的情感。 后来，毛泽东在党内受到排挤，心情郁闷，又染上了恶性疟疾，在上杭县苏家坡村养病。那段日子，是他人生中的一个低谷。是贺子珍，乔装打扮，跑很远的路去请医生、找偏方，日夜不离地照顾。精神上安慰，生活上体贴，这份情义，是支撑他走出困境的重要力量。 你说她善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在长征路上那件惊心动魄的事。1935年4月，部队行至贵州盘县，突然遭到敌机轰炸。当时大家迅速隐蔽，贺子珍也躲进了一条小沟。可她一抬头，发现战友钟赤兵，一个在娄山关战斗中腿部受了重伤的团政委，还躺在担架上动弹不得。眼看炸弹就要落下来了，贺子珍没有丝毫犹豫，猛地从小沟里跳出去，扑在担架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钟赤兵。 结果，钟赤兵安然无恙，贺子珍的头部和背部却被嵌入了十几块弹片。这些弹片，有很多伴随了她一生，时时刻刻折磨着她的健康。在那种生死关头，人的第一反应是求生，但她的第一反应，是救人。这份善良，是一种本能，是融入血液里的高贵品质。 这份重情和善良，也让她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长征途中，她也曾临盆，在追兵将至的险境中生下一个女儿。她只来得及看孩子一眼，留下13块大洋，就被人抬着继续前进了。骨肉分离，这是何等的锥心之痛！ 后来她去了苏联，那段日子，按她自己的话说，“比长征还苦”。失去了儿子柳瓦，又收到了毛泽东那封分手信，这对一个女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更何况，她还要照顾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和自己的女儿李敏。为了养活几个孩子，她彻夜织毛衣，周末去伐木，受尽了磨难，甚至一度被送进精神病院。可即便在那样艰难的境地里，她依然像个母亲一样，竭尽全力护着那几个孩子。 时间一晃几十年。1959年的庐山，这对分别了22年的革命夫妻，有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贺子珍一见到毛泽东，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哭。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他轻轻叹了口气，问她：“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一句“为什么一定要走”，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和岁月的无奈。贺子珍哽咽着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这次见面，他们没有提江青，贺子珍只是反复叮嘱他，要当心身边的人。她心里记挂的，始终是他的安危。 毛主席后来曾对人感叹：“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这句评价，沉甸甸的。 1979年，她终于可以公开露面，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当她坐着轮椅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在献上的花圈缎带上，她亲手写下的落款是——“战友贺子珍”。 这五个字，或许就是她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注解。她是他曾经的妻子，但更是他一生的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