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1982年6月16日的西安，手术刀划开胸腔的瞬间，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愣住了。罗健夫的胸腔里，一颗比拳头还大的肿瘤占据了大半空间，癌肿像蛛网一样蔓延到全身脏器，连坚韧的胸骨都被顶得变形。 谁能想到，这个被癌症彻底吞噬的人，在去世前三天还躺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给同事写纸条，叮嘱图形发生器调试的关键参数。 他办公桌上那盏陪伴了十年的台灯，灯口已经被手指磨得发亮，旁边堆着的外文资料里还夹着没吃完的干馒头碎屑。 时间倒回1972年的寒冬，西安骊山微电子公司的实验室里，罗健夫正蹲在地上用算盘验算电路数据。窗外飘着雪，实验室的窗户糊着塑料布，寒风还是从缝隙里钻进来，冻得人手指发僵。 当时国外对中国实施严密的技术封锁，图形发生器这种制造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被列在禁运清单的首位，别说进口整机，连张完整的电路图都找不到。 罗健夫带领的五人小组手里，只有一台从废品站淘来的国外淘汰样机，零件缺了一半，线路板上的铜箔都氧化发黑了。 这个学核物理出身的科研组长，硬是从零开始啃起了电子线路、精密机械这些陌生领域的知识。 同事们记得，那段时间罗健夫像着了魔，新华书店一到外文资料就往回搬，晚上在实验室支张行军床，饿了就啃冷馒头，困了就裹着军大衣躺一会儿。 有次地震警报响起，大家都往外跑，他却抱着图纸不肯走，说“这台机器比我的命金贵”。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用三年时间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让航天电子元件的生产精度从毫米级跃升到微米级。 1975年机器验收那天，罗健夫抚摸着冰冷的机身，突然蹲在地上哭了，那是同事们第一次见他流泪。 罗健夫的科研笔记里，除了密密麻麻的公式，还夹着不少团队成员的名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评奖时，他把课题组所有人的名字都写在前面，自己的名字缩在最后一行。 当时有人劝他“这是评职称的硬通货”，他只是笑笑说“机器是大家一起拼出来的”。其实那时他已经在实验室晕倒过两次，脸色苍白得像纸，却总说“老毛病，歇歇就好”。 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口袋里一直揣着止痛片，疼得实在忍不住了就偷偷嚼两片，继续趴在图纸上工作。 1980年体检报告出来后，罗健夫把“肺癌晚期”的诊断书折成小方块塞进裤兜，像没事人一样上班。他带领团队攻关Ⅲ型图形发生器时，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骨骼，走路都得扶着墙。 有次调试设备，他疼得额头冒汗，就跪在地上盯着示波器屏幕，同事要扶他起来，他摆摆手说“这样看得清楚”。 护士后来回忆，住院期间他最宝贝的是那个装着图纸的牛皮纸袋，化疗间隙还在病房里给同事打电话讲技术细节，直到声音微弱得听不清。 这个从小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湖南人，把保尔的精神刻进了骨子里。上大学时靠助学金和打工完成学业，参加工作后把部队发的军衣穿到褪色。 妻子想给孩子买件新衣服，他却说“把钱省下来买资料”，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外文书籍，衣柜里却只有几件旧衣服。 同事们都说罗健夫“对自己太抠，对工作太拼”，他研发的图形发生器让中国航天电子工业向前跨了一大步，自己却连高级职称都没申报过，说“水平不够，再干几年再说”。 1982年5月28日，47岁的罗健夫在病床上永远闭上了眼睛。整理遗物时，同事们在他枕头下发现了一本翻烂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扉页上写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他研制的图形发生器后来被用于东风导弹和卫星的集成电路生产，为中国航天事业打破国外封锁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今在西安航天基地的展厅里，他用过的算盘和图纸静静陈列着，旁边就是用他研发的技术生产的芯片，参观者总会在留言本上写下“从未忘记”这四个字。 罗健夫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一个个扎实的脚印。 从湖南湘乡的寒门学子到航天电子工业的开拓者，他用47年的人生证明，真正的奉献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执着。 当医生看到他胸腔里那颗巨大的肿瘤时，看到的不仅是病痛的折磨，更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用生命践行的承诺——为国家突破技术封锁的决心，比癌症更顽强，比生命更长久。 参考资料：西北大学物理学院官网《新华社图文报道新中国“双百”人物、我院杰出校友罗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