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元帅的孙子被执行枪决的第二天，他的夫人康克清正常外出工作，上班路上，她平静地

朱德元帅的孙子被执行枪决的第二天，他的夫人康克清正常外出工作，上班路上，她平静地对司机说：“刘师傅，我孙子犯了罪，昨天被枪毙了。” 1983年，那时候的中国，跟咱们现在可太不一样了。改革开放刚开了个头，社会上一下子涌进来很多新东西，人的思想也活泛了，但也乱。社会治安问题很突出，恶性案件时有发生。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中央决定“严打”。这个词，很多年轻朋友可能有点陌生，但对我们父辈那代人来说，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简单说，就是“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 就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朱德的亲孙子，朱国华，出事了。 朱国华当时20多岁，在天津铁路部门工作。仗着自己是“红色后代”，爷爷是朱德元帅，他有点飘了。组织了一帮干部子弟，搞家庭舞会，跟多个女孩儿发生关系。在那个年代，这叫“流氓罪”，是能判死刑的重罪。 事情捅出来后，舆论哗然。老百姓都在看，说你家的孩子犯了法，你怎么办？这可是朱老总的亲孙子啊！ 当时康克清是什么态度？她接到电话，了解情况后，只说了几个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话说得容易。真到了自己亲人身上，有几个人能做到？托关系、找门路，想办法“捞人”，这恐怕才是人之常情。 但康克清没有。她和朱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为朱国华求过一句情。 天津方面派人来北京，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案情。邓小平问：“是不是死刑？”又问：“老百姓怎么说？”当得知民愤极大，他表了态：“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自己就要首先做到。” 就这样，朱国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枪决的第二天，康克清，这位80年代还在重要岗位上工作的“奶奶级”革命家，跟往常一样，准时下楼，准备去全国妇联上班。 司机刘师傅已经等在楼下。他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位刚刚失去亲孙子的老人。他甚至做好了准备，如果老太太今天情绪不好，不想去上班，他完全理解。 可康克清很平静，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上了车。 车子缓缓开动，一路无话。刘师傅心里更没底了，这种平静，有时候比嚎啕大哭更让人揪心。 就在快到单位的时候，康克清非常自然地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她说：“刘师傅，我孙子犯了罪，昨天被枪毙了。” 刘师傅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脑子“嗡”的一下，方向盘都差点没握住。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含糊地“嗯”了一声。 康克清没有再多说什么，这件事，她就这么轻描淡写地“通知”了自己的司机。 她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这不是在闲聊，更不是在倾诉。这是一种宣告，一种态度。她是在告诉身边最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是在告诉自己：这个家里没有什么特殊公民。我的孙子，和任何一个犯了国法的年轻人一样，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我们家，服从判决。 这背后是一种近乎残酷的清醒和理智。她分的很清楚，什么是亲情，什么是国法；什么是私事，什么是公义。 悲伤吗？当然悲伤。白发人送黑发人，亲孙子以这样不光彩的方式离开，心里的痛，可能比刀割还难受。但这种痛，被一种更强大的信念给压下去了。这种信念，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用生命去捍卫的“规矩”和“公平”。 我们现在常说“反腐”、“特权”，中央也一直在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们看新闻，这几年落马的大小官员不少，很多案件的细节披露出来，都能看到“家族式腐败”的影子。一个人当了官，七大姑八大姨都想来沾光，利用他的权力去搞项目、批条子，甚至违法乱纪。 去年，中纪委还通报了好几起年轻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例，其中不少人就是“官二代”。他们从小在优越的环境里长大，觉得父辈的权力就是自己的保护伞，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呢？当法律的利剑斩下来的时候，再大的“伞”也护不住。 对比一下，康克清身上那种“大义灭亲”的决绝，是不是更显得振聋发聩？ 她不是不懂人情世故，恰恰相反，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她，比谁都懂人性的复杂。但她更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法纪，如果从最顶层开始松动，那整个社会的大厦都会跟着动摇。 这种“不护犊子”的家风，其实就是最好的家风。它告诉后代，你唯一的护身符，就是遵纪守法、踏实做人。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康克清的平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深到骨子里的信仰。她信仰的是什么？是她和朱老总那一代人，亲手缔造这个国家时所立下的那个规矩——在人民和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党员，更没有特殊公民。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因为它考验的，是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对自己“动刀子”。 如今，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强调程序的正义，强调每一个被告应有的权利。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样子。朱国华案如果发生在今天，审判程序会更加规范和透明，量刑上大概率也不会是死刑。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尊敬康克清的选择。 她守住的，是权力的边界，也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