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热捧的汉学家，到底是什么人？他们表面是跨文明对话桥梁，实际是一群“学术巫师”，专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学术猎巫，将中国炼成符合“西方中心主义”的消费商品奇观。 “汉学家”通常是指非中国籍或海外华裔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古代、近代及现当代的人文社科领域。作为系统性学科，汉学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但其历史可追溯至马可·波罗时代的游记，以及利玛窦时代的传教士活动。 著名汉学家包括美国费正清、史景迁，德国顾彬，英国李约瑟等。这几天去世的许倬云也被称为汉学家，曾于2024年获得唐奖第六届汉学奖。但这位“大师”既不踏实做学问，又不本分做人，要学术没学术，要人品没人品。 李敖曾批评其学术抄袭、谄媚权贵和道德有问题，认为其理论“荒唐无伦”，且“专门欺负追求不遂的女人”。徐复观先生曾批评他虚浮不实：“不曾深入到中外古典中的任何一部，以作为自己的立足点，而只是浮光掠影地以为自己知道得很多”。 其实，这个群体从开始就充满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他们以西方学术利刃解剖中国历史文化，却对中国历史文化主体性进行系统性弱化和否定，目的就是阉割东方主体性，将东方变成西方附庸。 比如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他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其实，这个问题原本就是个伪问题。因为他只是按照西方人的理解来看待中国科技，将中国科技视为特殊案例，这本身就是“西方中心论”。 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客观上瓦解了“西方中心论”对中国科技史的完全否定，但他仍然是以西方科学标尺来衡量中国科技，仍以“欧洲中心”作为科学发展的终极目标。 比如，西方把张骞称为“东方哥伦布”。其实，张骞作为西汉探险家，比哥伦布早1600多年。他所开拓的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哥伦布航线则是一条殖民掠夺之路，不客气地说，哥伦布给张骞提鞋都不配。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指责朱元璋“扼杀科技创造力”，却选择性忽略洪武朝颁布了《劝课农桑令》、推广植棉技术、编纂《农桑辑要》等重大农业创新。 其实，他不是不懂中国，而是故意不懂！这种削足适履的西方中心史观，将多维度的明太祖、明成祖等历史人物压缩为扁平化的暴君符号，完美契合了孟德斯鸠“东方专制论”的叙事传统。 此外，大量西方汉学家著作刻意渲染朱元璋“额骨突出、下颌前伸”的“鞋拔子”面相，就是想通过生理特征与道德缺陷的虚假关联，暗示华夏再造者具有先天暴力基因，将“鞋拔子”脸变成暴君符号。其实，朱元璋“眉秀目炬，面如满月”。 而对比同样推行严刑酷法的法国路易十四和英国亨利八世，西方史学却从未将其相貌作为暴政和暴君的佐证，充分暴露出了西方汉学家的双标嘴脸。 再比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1907年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1929年哈佛大学毕业，后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32年首次来华，在清华大学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结下了深厚友谊。 其中文名“费正清”就是梁思成所取，寓意“费氏正直清廉”。他从1948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创立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培养了大批中国问题专家，被基辛格称为“西方第一中国通”。 他专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冲击-回应”理论，强调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的外来影响与内部变革互动。在这种预设中，他将西方视为主动的“变革引擎”，中国则是被动的回应者，典型的西方视角主导。 其代表作包括《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等。其中，《美国与中国》大卖几十万册，连尼克松访华前都认真读了一遍，并坦承这本书是他了解中国和中美关系最主要的参考书之一。 其实，书中隐含了大量“传统-现代”“中国-西方”“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逻辑，最终变成了受害者有罪论。比如，他将鸦片战争归因于满清拒绝开放，拒绝自由贸易，反而无视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本质。 他主导编写的《剑桥中国史》，更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前提编撰，以“冲击-反应”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将中国描绘成需要西方“拯救”的停滞社会，需要进行批判的野蛮国度。 说穿了就是将殖民罪行转化为文明教化，殖民有理丛林法则，而弱就是原罪，活该被抢、被揍、被屠杀。对于中国，他们始终采取打压和贬低态度，将中国历史文化降格成地方性知识，污蔑中华文明缺乏内生性进步动力。 其实，这种学术猎巫的本质，就是用学术糖衣维持文明等级，维护西方文化霸权，将东方构建成落后野蛮的他者。所谓汉学，不过是穿着学术外衣的新十字军，其目标是掌控历史文化解释权：你的历史，我定义；你的文化，我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