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其人，在历史上有很多重不同的身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身份有三：一是西汉的儒家学者，二是西汉的臣子，三是西汉的大思想家。针对他的不同身份，后世人对董仲舒也有不同的评价。 其中尤以儒家学者对董仲舒的看法尤其多，因为他不是个普通的儒家学者，而是儒家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代表人物。 学者们有就董仲舒的儒学理论进行评价的，认为董仲舒对儒学的研究很有一番见地，是名副其实的儒门圣人，好比说苏舆的《董子年表》这本书，说“余以为汉儒经学，当首董次郑”，认为他比郑玄还要厉害，简直要把董仲舒吹到天上。 当然也有持相反意见的，觉得董仲舒对儒学的解释和再创作严重影响了儒学的纯粹性，简直是儒家的罪人，比方说韩愈在他的《原道》中谈及道统，“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直接将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经学排除在外，虽然没有明言不喜，但其态度可见一斑，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态度则比较尖锐，直言“董氏论性，为汉儒恶劣思想之代表”，“而董氏又以儒者自命，其说遂又以伪乱真。” 也有就董仲舒对儒家发展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的，一种认为董仲舒把儒学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方说《汉书·儒林传》就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后，“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儒学自此走到了一个新境界。 另一种则刚好相反，认为董仲舒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了一种僵化的思想工具，极大地抑制了儒学的生机与活力，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谈及此事，说“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认为儒家的典籍已经成为“经”，给儒学的发展设立了边框， “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的思想都只能活动于‘经’的范围之内。人们即使有一点新的见解，也只可以用注疏的形式发表出来，实际上他们也习惯于依傍古人才能思想”，可见其贻害无穷。 至于说儒学之外，对于董仲舒西汉臣子这个身份，舆论倒是以好评为主，《汉书·董仲舒传》就引用了刘向对董仲舒的评语，说他“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认为董仲舒这个人实在是第一流的贤臣。 参考资料 黄现璠：《汉代学术思想之三变》，《扫荡报》 陈永宝：《朱熹对董仲舒的评价与分析》，《衡水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