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中国是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发展潜力没有上限；第二个方面，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曾是亚太区域领导者；第三个方面，美国内部问题重重，需要转移内部矛盾变成针对中国的外部矛盾。 艾利森的分析直指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第一点就是中国主权完全独立，发展潜力没上限。美国自二战后称霸，面对过苏联的军事政治挑战，但苏联经济弱，GDP最高时只到美国的60%。日本经济上冲上来，但不是完全主权国家，很多领域受美国控制。欧盟在发展模式上挑战，但内部分裂，扩张削弱了美国在西方的影响。这些对手都有弱点，美国轻松对付。但中国不一样，GDP已接近美国的80%，这是二战后头一回这么近。中国独立决策，不用看外部脸色，在技术、经济上自主推进。美国用了关税、科技禁令等手段，但中国还是在创新，经济增长轨迹显示潜力无限。这让美国战略家焦虑，无法像过去那样遏制对手。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能独立制定政策，推动“一带一路”等倡议，连接亚太经济，这进一步放大潜力。美国看到中国工程师研发5G、AI，不受出口管制完全挡住，供应链调整也没完全奏效。这种独立性让美国觉得中国崛起没天花板，会挑战其全球地位。 第二点担忧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亚太领导者，有经验和潜力重塑秩序。中国古时候的朝贡体系维持了千年和平，周边国家通过贸易和文化联系承认中国核心地位。明朝郑和下西洋，舰队到东南亚，建立联盟；清朝时，越南、朝鲜等国派使臣讨论事宜，儒家思想传播到日本。这种秩序不只军事，还包括经济文化。中国现代恢复领导潜力，通过峰会签署协议，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美国观察到中国在南海活动，影响转移到区域。美国联盟靠日本韩国基地，但中国本土优势更灵活。智库专家承认中国过去主导可能重现，引发对现有秩序焦虑。中国作为亚太本土大国，有历史基础制定规则，这让美国担心其领导地位被取代。过去中国主导带来稳定，但现在美国视之为威胁，怕中国重塑亚太规则，削弱其影响力。 第三点是美国内部问题多，需要外部敌人转移矛盾。人口结构变，白人比例降，拉丁裔、非裔、亚裔增长，导致社会紧张。高科技金融繁荣，但制造业萎缩，锈带失业严重，贫富差距拉大。政客把中国当靶子，凝聚共识。这种转移源于内部压力，如种族冲突、经济不均。中产抱怨物价，政客指责中国贸易。国防预算中，将军申请资金对付中国，实际缓解国内分裂。这让战略偏向对抗，没解决根源。美国高科技产业领先，但金融泡沫和制造业空心化加剧不稳。移民增长带文化多元，但也引发身份认同问题。政客演讲称中国威胁，实际掩盖国内治理失败。中国崛起靠努力，美国却靠殖民历史，这没可比性，但美国用“修昔底德陷阱”看待，放大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