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泰始七年，亡国君刘禅病死在洛阳，跟随刘禅一起降魏的张飞次子张绍上书皇帝，请求自己随旧主去守灵。 公元271年的洛阳冬景，萧瑟而肃穆。在这里平静度过了最后岁月的安乐公刘禅，于65岁时闭上了双眼。作为曾统治西蜀四十载的君主，他的离世在晋都并未掀起多大波澜，只有那些随他同来的故人心中，投下了重重的影子。 张绍就是其中之一。父亲张飞是蜀汉开国猛将，亲姐姐张氏曾是刘禅的皇后。这层深厚的家族纽带，使张绍在蜀汉朝廷的身份远高于普通大臣。作为深得信任的侍中，那些年在成都宫阙，他是能时刻接近皇帝、参与核心事务的心腹近臣。 公元263年的冬天，是张绍此生难忘的转折点。当邓艾的军队兵临成都城下，蜀汉朝廷的末日降临。在无可奈何之下，刘禅做出了归降的决定。谁去执行这最后的、也是最艰难的任务？刘禅指定了张绍。于是，捧着象征蜀汉王朝的玉玺和正式的降书，张绍与谯周、邓良一同前往雒县邓艾军营。作为皇帝的亲属和近臣，他亲手将传国重器交了出去，宣告了自己家族曾浴血奋战的基业就此终结。 投降后，刘禅被安置在洛阳，受封“安乐县公”。跟随而来的张绍也被西晋授予列侯的爵位。从蜀汉重臣到西晋列侯，身份看似转换了。在洛阳平静却不无压抑的日月里，张绍是少数几个始终陪在旧主身边的蜀汉旧人。他们一起熬过了从国君到降臣的身份裂变，在远离故土的洛阳城中，那份由君臣之份与亲情之实交织的情感，始终未曾消散。 泰始七年刘禅病逝，被晋朝安排葬于洛阳北面的邙山。这片土地日后仿佛成了失落帝王们的归宿，后来的陈叔宝、孟昶、李煜也安眠于此。就在刘禅身后，一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请求被送到了晋武帝司马炎的案头：张绍希望去为这位亡国之君守灵。 这请求在当时的洛阳朝廷看来，近乎异类。蜀汉灭亡已近十年，张绍作为新朝的列侯，按说应当安心享受晋室的恩泽。况且世人皆知，刘禅在洛阳时那句“此间乐，不思蜀”传为“笑谈”，被看作麻木不仁。一个新朝的贵族，主动请求去为一个因“懦弱”亡国、且被讥讽忘本的旧主守灵？这背后的心绪，恐怕只有张绍自己最清楚。 世人对刘禅的评价褒贬悬殊。一面是“扶不起的阿斗”的刻板印象，一面是他早期任用诸葛亮、蒋琬、费祎，撑起蜀汉数十年的事实。他在后期犯下大错，宠信宦官黄皓导致朝政败坏，但在成都危局前选择归降，客观上也保全了一城百姓。至于“乐不思蜀”，在司马氏权倾朝野的洛阳，这份故作愚钝的表态，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自保智慧？他若流露丝毫故国之思，焉能平安终老？ 张绍自然深谙旧主的处境。他的上书，跳出了成败得失的计较，也不是对新朝的不满。它更像一种对过往的庄严祭奠，是对那个“臣子”身份的最终告别。这让人想起他父亲张飞对刘备那份“士为知己者死”的纯粹忠义。诸葛亮曾叮嘱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岁月流转，当所有辉煌与屈辱都已成尘，张绍用这最后的请求，为自己的为臣之道画上了句点。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三国时代末期，个人的信义有时超越了王朝的更替。当新的强权已在洛阳生根发芽，张绍那份在众人不解目光中对故主和亲人的坚守，显得格外纯粹。守灵与否的结果，史书未曾明载。但这位捧着玉玺出降又愿为旧主守护身后最后一段路途的人，其心意本身，便在冰冷的史册上留下了一抹不易磨灭的暖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