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红军干部流落到后山乡张家垭口，敲响1户老乡家的房门，房主黎丛山“热情招待”，主动提出带红军过江，谁料黎丛山突然搬起一块石头，从背后猛砸红军干部，将其抛尸荒野。 钱壮飞就像一把藏在暗处的钥匙，能悄没声地打开敌人最隐秘的抽屉，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脏里转得风生水起，人送外号“红色间谍”。 可谁也没想到，1935年，这位刚满40岁、已经当上总政治部副秘书长的能人，会把命丢在贵州乌江渡口那一带。 有人说他是让炸弹炸没的，周总理后来跟他家人讲过，第二次过乌江的时候，队伍遇上了敌人的空袭，飞机扔完炸弹飞走后，大伙儿集合赶路，走了一段才发现钱壮飞没跟上来。 周总理赶紧让人回去找，最后只带回了他牺牲的消息，当地老百姓也有印象，说那会儿确实看见一个骑白马的红军掉江里了，看那样子、穿的衣裳，都跟钱壮飞对得上。 也有人说他是被歹人给害了，金沙县那边查了不少年，说大部队过江之后，有个穿青军装的红军单独往前走，背着黄布包和小皮包，身上还带着把手枪。 这人路上跟老百姓买过吃的，看着像是跟队伍走散了，天快黑的时候，他找到一个叫黎丛山的人，想让对方带他过江。 这黎丛山是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见这人孤身一人还带着包裹，眼里就只剩钱了，假装热心肠答应带路。 走到后山乡岩口那地方，趁着红军低头看过江的路，冷不丁一把把人推下30多米深的岩底，还怕人没死透，下去捡了些乱石把人砸得没了气，抢了手枪和包裹里的东西。 回去之后，黎丛山用那把手枪换了两石米和一匹马，日子过得挺滋润，当地老百姓看不下去，冒着风险把这红军的骨头埋了。 新中国成立后又迁到后山乡张家垭口，立了块“红军烈士之墓”的石碑，金沙县党史部门查来查去，觉得这遇害的红军就是钱壮飞。 息烽县那边又有不同的说法，他们说钱壮飞其实过了乌江，死在了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边的没良坑。 当地老百姓回忆，有个自称夏树云的红军，因为生病跟大部队走散了，躲在村里的山神庙里，结果被“清乡团”的罗绍安抢了行李。 这夏树云找到当地的里长陈玉顺，急得直跺脚：“你们这儿有个大麻子抢了我的东西，别的啥都能不要，可我包里有枚印章和一些书，必须还给我，不然等我找到部队，这事没完！” 这话传到了清乡委员宋子桢耳朵里，他跟手下嘀咕了几句，就把夏树云骗到没良坑边上，一把推了下去，那坑有40多米深，掉下去肯定活不成。 后来有个叫宋昭荣的人，当年参与了这事，解放后被判了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放出来了。 他说那红军的个头、长相、岁数、说话口音，都跟钱壮飞一个样。 后来有人拿着钱壮飞的照片让他看，他一眼就认出来：“就是他！就是被宋子桢推下去的那个夏树云！”所以息烽县党史办觉得，这夏树云就是钱壮飞改的名字。 2002年的时候，贵州省党史部门下了结论，说钱壮飞牺牲的地方是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 可这结论出来后，总觉得还有疑点，不过大家有个共识，就是他肯定没在乌江渡口之外的地方出事。 至于到底是被炸弹炸死的，还是让哪伙歹人害了，到现在也没个确凿的说法，只能等着以后有更多证据再慢慢弄清楚了。 钱壮飞能跟李克农、胡底并称“龙潭三杰”，得从他们干的事说起。 当年这三个人，就像三条游进龙潭虎穴的鱼，一个比一个胆大，全都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核心岗位上。 钱壮飞在南京盯着徐恩曾，李克农在上海管着无线电，胡底在天津负责联络，三个人凑成一张情报网，国民党那边有啥风吹草动，中共这边很快就能知道。 1931年顾顺章叛变，还拍着胸脯说能把中共中央一锅端了，钱壮飞正在徐恩曾那里当机要秘书，正好截到了这份加急密电。 他一看内容，后背都冒冷汗，知道这要是晚一步，党中央可能就没了，当天他就借着给徐恩曾送文件的由头，偷偷跑出去把消息传给了上海的李克农，再由李克农报给周恩来。 就因为这，中央机关连夜搬家，所有暗号全换了，领导们也都转移到安全地方，硬生生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说他这一下救了整个党中央，真不算夸张。 可这么个能在刀尖上跳舞的人，却落得孤身遇难的下场，实在令人悲叹。 他当年在上海，能把徐恩曾耍得团团转，可到了贵州乡下，却栽在了地主帮凶、乡绅恶势力手里。 钱壮飞的故事，是个关于勇气、智慧，也带着点遗憾的故事，他就像一颗流星，亮得足够改写夜空，却也陨得让人心里发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