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黄帅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她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反潮流小英雄”。 1973年冬天，北京中关村一所小学的教室里炉火正旺。一个叫黄帅的13岁女孩，只是觉得老师批评得有点重，在日记里写了句“希望老师多听听同学意见”，怎么就成了“顶撞师长”？ 她把这封说理的信塞进书包，谁也想不到，这件小事竟会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把这个扎小辫的北京姑娘，一夜之间推成了一代人记忆里的“反潮流小英雄”。 黄帅1960年生在北京，父母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这样的家庭，让她从小就习惯了一件事：凡事要求个为什么，讲究逻辑和证据。别的孩子还在背诵课文，她已经能像个大人一样，用分析的方法去琢磨周围的世界。 这种较真的劲头，让她在同龄人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孤独。可她不在乎，反而更起劲地用自己的眼睛和脑子去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这股劲头，终于有天撞上了现实。课间，她看见老师用戒尺抽打一个调皮的男生，男孩疼得龇牙咧嘴。她脑子里立刻冒出一连串问题。 老师就能随便罚学生吗？学生就一定是错的吗？教育难道就是惩罚？这些问题，她想不通，便写进了日记，后来又写成信投给了报社，只想让报社的叔叔阿姨给评评理。 这封信像是捅了马蜂窝。各个报社相继转载，还加了一段意味深长的编者按，那字里行间藏着的暗示，当时的人都懂，报纸刊登当天，校长冲进教室，把报纸举过头顶高喊：“黄帅同学为我们开了个好头！”她吓得手里的铅笔“啪”地掉在地上，断成两截。 很快，学校操场成了批判会场。批评过她的齐老师低着头站在台上检讨，而另一个曾劝她“孩子的事别闹太大”的张老师，甚至被剃了阴阳头游街。 黄帅被推到前排，胸前别着大红花，听着台下山呼海啸般的“向黄帅学习”，耳朵里嗡嗡作响。她想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可声音完全被口号淹没了。 更让她害怕的是接下来的事。妹妹在学校被同学用石头砸破了头；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冲进家里，把书架上的《唐诗三百首》撕得粉碎，指着父亲的鼻子骂他“培养出害人精”。 那晚，黄帅躲在衣柜里，听见母亲压抑着哭声说：“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铺天盖地的舆论和家人的遭遇，几乎把这个女孩压垮。可她骨子里那股劲还在，她不觉得自己错了，表达观点有什么错？ 1977年恢复高考，黄帅把自己关进小屋，煤油灯把脸颊都熏黑了。拿到320分成绩单时，她站在胡同口，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不久，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寄来了，她摸着那几个字，忽然想起齐老师曾夸她数学好，建议她学理科，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大学宿舍的床板很硬，她总在夜里惊醒。有一次去水房打水，背后有人议论：“就是她，害了多少老师。”她手里的脸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冰水溅湿了裤脚，凉得刺骨。她后来选择学计算机，理由简单得近乎执拗：这门学问不讲政治，程序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在这个非黑即白的逻辑世界里，她找到了久违的安宁。1981年，她给上级写信，不是为自己辩解，只是工工整整地写下“请还我父亲清白”，笔尖在纸上戳出好几个小洞。 大学毕业后，黄帅去了日本留学。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她第一次看到了当年国内报纸的影印件。看着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版面，隔着时空和国界，她对那段被推上浪尖的岁月，有了新的理解。 1998年回国，她特意绕路去了中关村一小。校门口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树干上当年的标语早已被风雨抹平。她站在教室窗外，看见孩子们正在上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解着方程式，阳光洒在课桌上，一片安详。那一刻，她心里某个紧绷多年的角落，似乎松动了。 她没留在大城市，而是进了出版社做编辑，默默审阅那些来自年轻人的稿件。有一次，她看到一篇小说，里面有个叫“黄晓梅”的角色，经历和她惊人地相似。她在审稿意见里只写了一句话：“历史会记住每一个人，无论曾被捧得多高，或摔得多重。” 2017年的冬天，黄帅静静地离开了人世。她的骨灰被撒进永定河，河水无声流淌，一如她沉默的后半生。临终前，她没留下什么话，只是指了指床头的书稿，一本关于中小学教育的书，在书稿的最后一页空白处，她用铅笔轻轻画了一个小女孩，扎着小辫，背着书包，走在洒满阳光的小路上。 黄帅的离世，并没有让她的故事就此消失。她的勇气，她的坚持，她的反思，依然激励着无数人，尤其是在今天，那个曾经因为日记而站在风口浪尖的女孩，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但她的精神依然活在每一个敢于站出来的人心中。 信源：澎湃新闻——“革命小闯将”黄帅逝世后，叶永烈公布三十多年前采访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