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9月，洪秀全刚洗完澡，洪宣娇便不声不响地进来了，天王看见她，热情地说：“妹子，好久没到宫里来了。”洪宣娇只勉强挤出了些笑容，说：“天兄，东王最近越发过分了，您要管管了。” 洪秀全用毛巾擦着湿发的手顿了顿，水汽在他眼角凝成的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滑，倒像是刚皱过眉的痕迹。他往紫檀木椅上一坐，指节叩了叩扶手：“他又怎么了？前儿刚赏了他新制的琉璃灯，还不够？” 洪宣娇往旁边小凳上一坐，腰间的银饰随着动作叮当作响——那是当年太平军刚入永安时，洪秀全亲手给她挑的。“天兄忘了？上月科考，他把自己亲侄子塞进前三甲，连两广来的老秀才都敢打。

昨儿更甚，府里厨子做的燕窝不合口味，竟让人把人杖责二十扔出城外。”她攥着帕子的手泛白，“底下弟兄们都在传，说东王的轿子比天兄的还讲究，过街时百姓都得跪半个时辰。” 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簌簌响，洪秀全盯着窗棂上“天父天兄”的木雕看了半晌。他想起十年前在金田村，杨秀清还只是个烧炭工，攥着他的手说“杀尽清妖，共登天国”时，掌心的老茧硌得人发疼。如今这人穿的绫罗绸缎，怕是连咸丰帝的库房里都未必有。 “妹子可知，上月清军围了镇江，是谁带着弟兄们拼杀出来的？”洪秀全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疲惫，“东王手里握着一半兵权，眼下天京四面都是清兵，动他不得。” 洪宣娇猛地抬头，银饰又响了起来，这次却带着点怒意：“天兄是忘了西王怎么死的？萧朝贵当年在长沙中炮，若不是东王故意拖慢援军，怎么会……”话说到一半被她自己掐断，眼圈却红了。那是她亲哥哥，也是当年唯一能制衡杨秀清的人。 洪秀全沉默着端起茶杯，茶沫在水面浮了又散。他何尝不明白，杨秀清的轿子敢比他的讲究，根本不是厨子做的燕窝不合口，是觉得这“天父代言人”的身份，早该压过“天王”一头了。可天京城里的粮草只够撑三个月，城外的江南大营像条毒蛇似的盘着，他能怎么办？ “你先回去。”洪秀全把茶杯往桌上一放，瓷杯碰着桌面的脆响惊飞了檐下的鸽子，“过几日我设宴，让他来宫里坐坐。” 洪宣娇起身时，看见洪秀全望着墙上的《天朝田亩制度》拓本出神。那纸上“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字样，被烛火照得忽明忽暗，像极了此刻天国的运势。她没再多说，转身时银饰的叮当声，比来时沉了许多。 这场对话最终没能拦住杨秀清的野心。三年后，“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在府中被诛杀的那个深夜，洪秀全坐在同样的紫檀木椅上，手里捏着洪宣娇当年留下的银饰。窗外的梧桐叶落了满地，像极了1855年那个下午，只是再没人会来跟他说“东王过分了”。 太平天国的悲剧，从来不是某个人的野心造成的。当“人人平等”的口号变成权力博弈的幌子，当最初的理想被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腐蚀，再坚固的堡垒也会从内部崩塌。杨秀清的专权是果，洪秀全的纵容与无力制衡是因，而那些跟着“杀清妖”的口号从两广走到江南的普通士兵，最终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