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唐闻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从此她远离了工作多年的外交系统。几年以后，她被分配到中国日报社工作，此后又在铁道部长期任职。 一说起唐闻生，很多人脑子里立马会蹦出几个词：“毛主席的翻译”、“外交名花”、“天之骄女”。确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她和王海容、齐宗华、罗旭、章含之并称“外交五朵金花”，风光无限。她那张总是出现在伟人身边的年轻面孔，通过电视和报纸，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符号。 你想想看，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能亲历基辛格秘密访华，见证《中美联合公报》的诞生，这得是多大的荣耀和机遇？那时的唐闻生，可以说是一脚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中央。她的父亲唐明照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家学渊源，自己又聪慧过人，前途看起来就像铺满了鲜花的大道，一眼望不到头。 但是，历史这东西，最擅长的就是写出人意料的剧本。1976年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过后，很多人的命运都被重新洗了牌，唐闻生也不例外。 1977年9月，一纸调令，唐闻生被安排到位于石家庄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这个消息，在当时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从万众瞩目的外交明星，到下放干校参加体力劳动，这种落差，搁谁身上都得懵圈。 说白了，“五七干校”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有数。它是一个进行“再教育”和劳动改造的地方。对唐闻生而言，这不仅是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更是人生境遇的一落千丈。过去，她手里拿的是翻译文件，面对的是国际政要；现在，她手里拿起了农具，面对的是田地和农活。 关于她在干校的具体生活，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可以想象，一个从小生活在外交官家庭，习惯了用英语和世界打交道的女性，突然要去干那些粗重的农活，挑战有多大。这不是拍电影，没有浪漫的田园牧歌，只有实实在在的汗水和疲惫。 这段经历对唐闻生来说，未必全是坏事。它像一块磨刀石，磨掉了她身上的光环，也让她有机会真正地接触到了中国的土地和最基层的民众。这种体验，是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永远无法得到的。它让她的人生多了一个沉重的、却也无比坚实的维度。这也为她后来的“再出发”打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基础。 在干校劳动了几年后，风波渐平。组织上开始重新考虑她的工作安排。但是，想回到那个她奉献了整个青春的外交部，已经不可能了。那个舞台，已经有了新的主角。 最终，她被分配到了刚刚创刊不久的《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英文日报，创办于1981年，主要面向海外读者、驻华使节和来华的外国人。让唐闻生去这里，其实是人尽其才。她的英文功底、国际视野，在国内绝对是顶尖水平。 但岗位变了，角色也得变。在外交部，她是传递声音的“口”，是沟通的桥梁；在报社，她成了一个幕后工作者，一个编辑。她最初被安排在要闻版，负责处理一些重要稿件的编译和审定工作。这份工作，要求的是严谨、细致和对政策的精准把握，同样不轻松。 她干得很低调，也很踏实。过去的那些风光和头衔，似乎都被她打包收进了箱底。她不再是那个需要站在聚光灯下的“Nancy Tang”（她的英文名），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新闻工作者。每天和同事们一起挤食堂、赶稿子，从零开始学习新闻业务。 这段在《中国日报》的日子，可以说是唐闻生的一个“蛰伏期”。她在这里，完成了从一个政治人物到专业人士的身份转换。 如果说去《中国日报》是专业对口，那她后来的职业选择，就更让人感到意外了。在报社工作了几年后，她又一次迎来了人生的转场——调入铁道部。 一个搞外交、搞外宣的，怎么会去和火车、铁轨打交道？这跨度也太大了。 其实这背后有逻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铁路需要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需要“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这就急需一批既懂外语、又有国际交往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唐闻生，无疑是最佳人选之一。 她在铁道部一干就是十几年，从外事局的一个普通干部，一步一个脚印，做到了外事司司长，后来还担任了铁道部的党组成员。这期间，她参与和主持了大量的铁路国际合作项目。比如，和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在高速铁路技术上的交流与引进，她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有意思的是，她在铁道部的风格，和在外交部时完全不同。外交场合，她需要的是敏锐、机智和恰到好处的表达。而在铁路系统这个重实干、讲技术的“工科男”世界里，她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和务实的作风。她不再仅仅是个“翻译”，而是深入研究铁路技术、项目管理、国际谈判的“内行人”。 据一些和她共事过的人回忆，唐闻生在铁道部工作时，完全没有架子。她会为了一个技术细节，和工程师们反复讨论；也会为了一个谈判条款，通宵达旦地查阅资料。她用自己的专业和敬业，赢得了这个全新领域的尊重。 可以说，在铁道部的这段岁月，是她人生的第二个春天。这个春天，没有了年少成名时的喧嚣和光环，却多了一份中年人的沉稳、坚韧和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她用自己的后半生证明，人生的价值，不只在于站得多高，更在于走得多远，干得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