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杨宪治理扬州时，只因主簿宋善言贪污200斤稻种换了一只烧鸡和2斤酒，杨宪便让屠夫将主簿开膛破肚，把他的皮用稻草填满立于府衙门前，以震慑百官。朱元璋得知后，大加赞赏，并将杨宪升了官。 杨宪在扬州的酷法很快传遍朝野，府衙门前那张风干的人皮成了洪武初年官场的警示牌。他趁热打铁清查积弊，规定“官吏贪墨满六十两者，剥皮实草”，这规矩后来被朱元璋写入《大明律》，书曰：“凡官吏受赃，计赃科断。”一时间，江南官场风声鹤唳，官员上任前必携棺材自随，生怕踏错半步。 杨宪的铁腕正合朱元璋“重典治世”的心思。这位出身寒微的帝王亲历元末吏治腐败之苦，常对群臣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他视杨宪为肃贪利器，将其调往中枢任中书省参政。杨宪愈发激进，查案时动辄株连，连开国功臣也敢弹劾，朝堂上下称他“冷面阎罗”。 可正如《后汉书》所言“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过度严苛终酿反噬。杨宪任人唯亲、构陷同僚的行径渐露，朱元璋虽重肃贪，却更忌权臣专断。当御史弹劾杨宪“挟私枉法，擅作威福”时，朱元璋想起了他治扬州时的狠戾——那既是肃贪的利器，亦是噬主的獠牙。 最终，这位曾以剥皮酷刑震慑百官的酷吏，落得与宋善言相似的结局。洪武三年，杨宪被处死，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他的起落，恰是洪武朝“以猛治国”的缩影：用极端手段治贪，却难防酷法本身沦为权力的凶器，只留下“重典之下，虽肃贪风而失人心”的历史沉吟。 剥皮治贪震官场，酷法终成噬权刃，洪武重典难平吏治与人心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