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只有季羡林一个人懂吐火罗文，他是1935年留学德国，一个德国教授将“毕生绝学“传给了他。 季羡林1911年出生在山东临清，家里穷得叮当响，土坯房里连本书都没有。六岁被送去济南投奔叔父，进了私塾，摇头晃脑背《三字经》，手里的毛笔写得歪歪扭扭。十岁进了小学，第一次摸到英语课本，晚上借着煤油灯抄单词，字迹密得像蚂蚁爬。 1926年考进山东大学附设高中，骑辆破自行车穿梭在济南街头，课余泡在图书馆啃德文书，字典翻得边角都卷了。1930年，他考上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住进清华园，宿舍里老是飘着墨香。他听吴宓讲莎士比亚，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对梵文和印度文化着了迷，笔记写得满满当当。 1934年毕业后，他在济南教高中，站在讲台上讲《红楼梦》，心里却总想着更远的天地。1935年，清华大学和德国搞了个交换项目，季羡林成绩拔尖，拿到了去哥廷根大学的机会。他收拾了个小布包，坐上轮船，海上颠簸了一个多月，到了德国，站在哥廷根的石板路上，满脑子都是要钻研古文字的念头。他打定主意，不走写中国学讨巧的路，要啃硬骨头，学点真本事，跟西方学者掰掰腕子。 1935年秋，季羡林开始在哥廷根大学学梵文，导师是瓦尔德施米特，三十多岁，柏林大学出身，专攻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在学术圈已经有点名气。季羡林挑梵文不是瞎选，他在清华听陈寅恪讲课时就对印度文化着了迷，可国内没人教梵文，他只能干瞪眼。到了哥廷根，机会来了，他二话不说报了瓦尔德施米特的课。 第一堂课只有他一个学生，瓦尔德施米特一点没含糊，拿出一本施滕茨勒的梵文语法书，从天城体字母教起。季羡林埋头记笔记，手都写酸了，面对八个格、三个性的名词变化，脑子嗡嗡响。课后他熬夜啃书，一句练习题得查两小时，连声规则复杂得像数学公式，常常弄到半夜才睡。 1936年，瓦尔德施米特开始教吐火罗文，这门语言在中亚发现，保存在新疆的残破文书里，世上几乎没人懂。瓦尔德施米特从书架上拿出几页泛黄的手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吐火罗文，教季羡林认字形、拆语法。季羡林每天捧着字典，对照《弥勒会见记》的残卷，一个词一个词地抠，笔记写满好几本。瓦尔德施米特要求严得吓人，一个发音错了就得重来，语法规则背不熟就得重抄。季羡林不敢偷懒，课后泡在东方研究所的图书室，翻奥尔登堡捐的论文集，书页上全是教授的批注。 1937年，退休的西克教授加入教学，带着一堆吐火罗文手稿，教季羡林分析《福力太子因缘经》。两位教授轮番指导，季羡林翻译越来越顺，渐渐能独立拆解长句。1941年，他完成博士论文，研究吐火罗文的句法结构，瓦尔德施米特看完后拍拍他肩膀，夸他把吐火罗文的精髓学到家了。西克也说，自己的毕生研究有了传人，季羡林成了中国唯一懂这门语言的人。 1946年，季羡林谢绝了剑桥的邀请，回到中国，受聘北京大学，创立了东方语言文学系。他站在讲台上，身后黑板上写满梵文和吐火罗文的表格，学生们抄得手忙脚乱。1948年，他开始翻译新疆博物馆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手稿堆得像小山，红笔改得密密麻麻。1981年，新疆又挖出88页吐火罗文残卷，季羡林接下任务，在北大办公室里埋头苦干，书桌上全是卡片和草稿。 17年后，他完成译释，1997年在德国出版英译本，西方学者惊叹不已，英、法、日学界纷纷发来贺信。他的《罗摩衍那》翻译和《论梵文〈梨俱吠陀〉中若干植物名称》等论文，成了中印文化研究的标杆。他还主编《东方文化集成》，书稿堆满办公室，信件从世界各地飞来，抽屉里塞满国外学者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