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高崇民思念张学良，特作诗一首，周恩来看后，改了两个字

对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的高崇民，周恩来总理给了很高的评价，称赞他是“东北人的榜样”。

高崇民是谁，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给他如此高的评价呢？

1949年9月，高崇民受邀来到北平，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担任了主席团委员。

10月，新中国成立后，高崇民又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

对于有如此成就，高崇民从不骄傲。在她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党的引导和栽培是分不开的。高崇民曾说：“周恩来副主席是我的大学老师。”

当然，高崇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周恩来担任过他的老师，而是在接受马列主义的过程中，有两位同志对他的帮助很大。其一是南汉宸，第二位就是周恩来。

关于这件事情，高崇民的儿子、开国少将高存信说：

“在英租界，南汉宸同志每天为他讲解马列主义，先父称南汉宸是他中学老师。‘西安事变’时，结识了周恩来，先父说:‘周恩来副主席是我的大学老师。’”

1891年11月14日，高崇民出生在辽宁省开原。高崇民虽然从小就聪明，但性格倔强刚烈，顽皮淘气，在学业方面的长进不大。

对此，高崇民的父亲十分担忧，还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不训，将来恐怕不成器，何以报国为民？”

随后，母亲把高崇民叫到面前，将父亲的这些话讲给儿子听。听到“何以报国为民”几个字时，高崇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即向母亲发誓：“今后一定要奋发读书，急起直追。”

高崇民并非只是嘴上应付母亲，而是付诸了实践。那时候，为了践行自己许下的诺言，高崇民刻苦学习，经常挑灯夜读，学习成绩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父亲的影响下，高崇民从小便养成了爱国思想，对沙俄和日本在中国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非常憎恨。

有一次，在玩打糖吃的游戏时，高崇民以第一块糖当作沙俄，第二块糖当作日本，第三块糖当法国，打倒了才能吃糖。结果，他都打倒了。

1909年，高崇民就读于奉天（今沈阳）省立农林学堂。两年后，高崇民怀着革命理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3年，高崇民前往日本，进入东京明治大学，在政治经济系进行了学习。回国后，高崇民在北京《正言报》担任了编辑，后又与人合办了《正俗报》。

1925年，高崇民加入中国国民党。东北易帜后，高崇民先后担任了奉天省农务会会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崇民流亡到北平。此后，高崇民一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还担任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复东会秘书长。

1935年，由于高崇民的行为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合，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于是，高崇民便避居在上海英租界。这便是高存信少将所说的父亲高崇民在上海英租界听南汉宸讲解马列主义的事情。

这年冬天，高崇民前往西安，对张学良做联共抗日的说服工作，向东北军的将士们宣传抗日救国。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成立了“设计委员会”，高崇民担任了主任委员，参与起草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在此期间，高崇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听了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讲的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时，会场上有人扬言：“有敢于释放蒋介石者，予以格杀。”

然而，高崇民却作为少数的几个人之一，却对共产党的主张表示支持。

在发言时，高崇民说：“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举‘剿共’达十年之久，惨杀共产党人何止万千，共产党这一决定是利国利民的，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大公无私，古今中外无有先例。”

高崇民的讲话结束后，有不少人表示附议。对此，周恩来心里十分感激。

那段时间，高崇民与周恩来多有接触，从周恩来的身上学到了许多有关马列主义的知识。因此，他才会说周恩来是他的“大学老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没有履行诺言，将送他回到南京的张学良扣押。对此，高崇民和周恩来等人一样，感到非常愤慨。

张学良被软禁后，高崇民与阎宝航等人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

1938年，高崇民在西安组建了“东总陕西分会”。这个分会的主要任务，是搞抗日宣传和往延安及敌后输送进步青年。

8月，高崇民来到延安参观。期间，高崇民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招待。此后，高崇民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939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东总”陕西分会被查封。

当时，为了继续东总的工作，高崇民在他人的帮助下，以个人的名义在西安王家巷四号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东总”陕西分会的地下机关。

1940年7月，得知高崇民的生活费紧张时，周恩来特意委托了一位回延安的同志前往劝说。

临行前，周恩来对他嘱咐道：“你到西安之后，办一件事，高崇民生活已经没有方法，林伯渠同志几次给他钱，他不接受。你要说服他，哪有只管工作，不要生活费的道理，一定要他接受。”

得知是周恩来的意见时，高崇民才接受了帮助，领取了林伯渠给他的三个月的生活费。

当时，高崇民看着林伯渠给他的那些钱，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1946年7月，高崇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高崇民先后担任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安东省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等职。

1961年12月12日，北京举行了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大会，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以及高崇民等人应邀参加。

在这次大会上，高崇民想起老上级张学良，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一首诗：“兵谏功成廿五年，乾坤扭转话凌烟；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

后来，有人将高崇民写的这首诗，拿到周恩来总理的面前请他看。

看完后，周恩来总理心里明白高崇民这首诗里的“一人憔悴在东南”，指的是被蒋介石转到台湾软禁的张学良将军，表示诗中的“憔悴”两个字太过消极，建议将这两个字改为“奋斗”。

周恩来总理的心里，张学良虽然被蒋介石软禁在台湾，但他坚信张学良一直是奋斗的。

因此，周恩来总理觉得将“憔悴”改为“奋斗”后，可以生动地表达党和人民对张学良的敬重和深切思念之情。

1965年，高崇民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外，高崇民还担任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