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天的重庆，冷雨不停。军统特工余淑衡被戴笠叫去“加班”，咖啡喝下肚，她头晕眼花，等醒来，衣服凌乱，戴笠坐在床边看她，那晚成了她命运的转折点。

余淑衡出身苏州丝绸世家，家境优渥，她从小在洋学堂读书，英文讲得溜，写得一手好文章，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后，本想进外交界。

可那个时代，女人能走的路不多，她干脆报考了军统外交训练班，想着从特工系统绕个弯进政界，结果一步踏进了权力的漩涡。

那年戴笠在湖南临澧主持军统毕业典礼，唐生明的夫人徐来是余淑衡的同学，见她聪明伶俐，就引荐给戴笠。

戴笠见她长相出众，说话稳重，当即点头要人调过来当秘书，唐生明是戴笠的亲信，戴自然信得过推荐人。余淑衡就这样进了核心圈。

她干活利落，文件处理得滴水不漏，不多嘴，也不多问，戴笠让她看涉外报告，她一句不差地翻成英文；临时起草电文，她三两下就搞定。

可她外形太出众，很快成了戴笠的猎物，他一边赏识她的才能，一边盯上她的身体。

那场“加班”陷阱设得不动声色，戴笠亲自给她倒了咖啡，说今晚有份文件要赶，她喝完不到十分钟就开始发晕，再醒来，已经在戴笠卧室的床上。他跟她说：“你现在是我的人了。”

她不敢吭声，她在军统，知道戴笠的狠，反抗只会让她全家遭殃。

她父母还在苏州，表哥是她的未婚夫，两家已经说好了婚事，但从那晚起，她就不是未婚妻了。

她去信退了婚，理由是“任务特殊”，表哥没说话，只把订婚戒指寄了回来。

戴笠没放过她的家人，他把余父母接到重庆，说是“照顾”，安排他们住在防空洞附近，还派人保护。

其实就是变相软禁，每回余淑衡要见父母，都有军统特工跟着。她清楚，这不是恩情，是控制。

她白天在办公室，夜晚在戴笠床边，人前是得力助手，人后是秘密情人，她试过离开，试过和戴笠摊牌。

戴笠只说了一句：“你要敢走，你爹妈下半辈子就别想太平。”她只能忍。

时间久了，她懂得顺着来，她装出对戴笠言听计从，甚至在别人面前帮戴笠说好话。

她还说想去美国留学，理由是能帮戴笠扩大情报网络，戴笠没多想，批准了她的申请。

但她暗地里在做准备，她把戴笠的一些账本、金条记录偷偷复印，藏在手提箱夹层，她知道，自己得握住戴笠的把柄，逃出去才有退路。

她联系了驻重庆的美军空军翻译，请他帮忙调换登机牌，她告诉他：“我要走，彻底地走。”

1941年，她搭上了一班飞往南洋的军机，按计划是去美国，可她在中途悄悄换了航线，转道去了澳大利亚，再由那边入境美国。

在她消失的那天，戴笠暴跳如雷，他立刻下令调查，杀了三名高层，说是泄密，但余淑衡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连影子都找不到。

她的手提箱里装着戴笠在花旗银行的存金记录，还有部分军统账户的汇款信息，这些成了她在美国的“护身符”。

有人说她后来把这些材料交给了美国情报机构，也有人说她一把火烧了，谁也没拿到。

她去了卫斯理学院，后来又考上芝加哥大学，拿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在那边，她改了名字，嫁给了一位台湾籍经济学家，定居下来。

她从未回过重庆，也从未主动联系过老同事，她像从军统史里被抹去的人。

戴笠死于1946年，飞机撞上山头，当场身亡，外界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早就知道余淑衡的逃跑计划，也有人说他死前一直派人找她。

可最终她没回国参加追悼，也没对外讲过一句戴笠的坏话。

她和戴笠那段关系，从头到尾没人提，也没人敢提，戴笠的其他情人，大多没什么好下场。

周志英被软禁，向影心进了精神病院，余淑衡是唯一一个全身而退，还过上正常生活的。

她的故事在国民党档案里几乎看不到，台湾“中研院”只有一份她的档案申请记录，其他全是空白。

直到几十年后，才有学者在老照片里看到她的名字，顺藤摸瓜，拼出这段往事。

她不是特工小说里那种女间谍，也不是什么民国名媛，她不过是个想走仕途的知识女性，被人拖进漩涡。

她没有反抗得轰轰烈烈，但她逃出来了，还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