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力水平相当的低下，但是通过对史籍的记录，当时的农业耕作制度实行的是一年两季的制度。
先秦文献所载西周、春秋时期农业方面的内容较少，《左传》、《诗经》等书虽都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情况偶有提及但记述都比较简单，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一时期农业的一些基本信息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
关于春秋时期农业收成为一季或两季的问题，童书业先生曾在其《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作过两次讨论。童先生对“一季说”有所怀疑，但出于对当时生产力水平的考虑，没有对“两季说”加以肯定。杨伯峻先生也说古人庄稼每年只收一次。
但是认真分析《诗经》、《左传》、《礼记》等古典文献所传达出的信息，至少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恐怕不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就以这些相关记载为依据，对相应地区的农业收成情况作一下探讨。
学术界一般认为《礼记》的最终成书可晚至于秦汉时期，该书所记各项礼仪、制度虽未必尽合先秦史实，但仍然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先秦时期的历史信息。况且气候变迁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各地区的耕作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当强的稳定性，我们以《礼记·月令》中所载物候现象来推测春秋时的情况，当不会有大的出入。
《月令》篇对四季农时的记载较为详细，是很宝贵的资料：“孟夏之月……农乃登麦，先荐寝庙。是月也，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礼记正义》注曰：“登，进也。”《礼记训纂》引蔡氏章句：“百谷以其初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麦秋至”即麦子到了收获时节。
《月令》取夏正，则孟夏之月即今农历四五月间，这正是小麦的收获期，今天亦然。关于麦的播种，先秦史书所记较少见，然而《礼记·月令》也有明确的信息：“仲秋之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行罪无疑。”郑玄注曰：“麦者，接绝续乏之谷，尤重之。”郑玄的注给我们提供两条信息：一、麦是黍稷之外另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二、麦与黍稷收获期不同，故可以“接绝续乏”。仲秋之月种麦，而来年孟夏之月收获，此即今之冬麦。
下面再看黍稷等谷物的种植情况：“孟秋之月……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郑玄注曰：“黍稷之属，于是始熟。”黍稷一类的谷物成熟于孟秋之月，即今农历七八月之间。
比较重要的农作物，成熟最晚的是稻子：“季秋之月……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季秋之月”，约今农历十月，与诗经所载“十月获稻”时间是基本吻合的。这样，作为两类主要粮食作物的麦与黍、稷、稻等分别熟于夏、秋两季，看来是件很明显的事情。春秋时期的农作物为一年两季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这样的证据还似嫌单薄，我们再以《诗经》中的相关内容加以印证。
《诗经》中所记农事诗，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农业生产情况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此，郭沫若先生在其《由周代农事诗到周代社会》一文中已作过讨论。《诗经·豳风·七月》和《诗经·周颂·臣工》两篇分别提到了黍、稷、稻、麦的一些情况，我们不妨作一下比较。
《七月》写作的时代在春秋末期，正符合我们要讨论的时间范畴。这首诗没有提到麦的收获情况，但是在“十月纳禾稼”后提到了麦，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此地是同时种植麦、黍稷两类作物的。这首诗采用周正，那么我们把月份转换成夏正以后，“八月其获”正与《礼记·月令》所记黍稷和稻的收获期相吻合。
我们再看《臣工》篇所记麦的情况。《臣工》一诗写成的时间较难确定，郭沫若先生以为大致相当成王时期即西周早期，与春秋时期大约相距二百余年，这仍然不会给我们的讨论带来大的偏差。
《臣工》记载：“维莫之春……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来牟”即麦子。依诗所言，暮春的时候，麦子都已经抽穗出芒了，这预示将会有一个丰年。
《礼记·月令》则记载：“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乃为麦祈实。”郑玄注：“于含秀求其成也。”秀即吐穗开花，天子在麦子吐穗之时祈求丰年。
这与《臣工》所载麦子抽穗的时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其收获期也必相去不远，都在夏季是没有问题的。麦子的成熟期在夏季，而黍、稷、稻等作物的成熟期则在秋季，这与今天的情况并没有根本的差异，春秋时期农业收成应是一年两季是很明显的。
《左传》所记的多是“国之大事”，除灾异现象外，对于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很少作专门记载，只是在某些事件中偶有提及。但这种零星的记录亦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它比一般的礼制记载更具体可信。
综合以上材料，无论从《礼记》等文献所载的耕作制度方面，还是从《左传》一书所传达出的具体史实方面，都可以看出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为夏秋两季收成。虽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较为低下，但是以时节而言，一年两季的耕作制度确实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