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陈再道、钟汉华从南昌到福州,韩先楚向他们传达中央三点指示
【前言】
1969年快到国庆节那会儿,陈再道把自己好好拾掇了一番,穿上了笔挺的军装,还戴上了帽徽和领章,算是给自己来了个“大变身”。让他觉得纳闷的是,他这样一打扮,居然没人吱声说好,也没人说不可以,就像是大家心里都默认了一样。
10月18号那天,招待所的头儿把陈再道叫去聊了聊。说是林彪下的指令,让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先去福州军区,然后再转到江西省,去那边的部队农场干活儿。
【陈再道、钟汉华到了农场后,都用了化名】
陈再道和钟汉华两人接到通知,说是10月19号得从北京动身。一回到家,钟汉华立马去找了陈再道,劝他赶紧收拾东西准备上路。“老陈,咱还是赶紧走吧。”
陈再道琢磨了一会儿,开口道:“说不定去了农场,跟那儿的战士们一块儿,也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呢。”
就这样,一连坐了好几天车后,陈再道和钟汉华终于在第三天抵达了福州。那时候,福州军区的头儿是韩先楚。说起来,陈再道和韩先楚在打仗那会儿就已经挺熟络了。
这次,韩先楚对陈再道和钟汉华是格外关照,能帮就帮。在福州待了几天之后,陈再道就被安排到了高安县的部队农场工作,而钟汉华呢,则是去了安义县的部队农场。
一到那儿,陈再道就用了个新名字“陈新”,被安排进了二营机枪连。他和战士们一起吃饭睡觉,还拿起了镰刀、锄头干起农活。跟战士们混在一起,陈再道以前的烦恼好像立马就没了,心情也变得愉快多了。
后来啊,陈再道聊起往事时说:
咱们团、营、连、排的领导们,大多数人都对我们特别好。在生活上,劳动中,他们都尽可能地考虑我们的年纪和身体状况,给予我们照顾。
陈再道到了江西后,虽然用了个假名字,但连里的干部和战士们心里都明镜似的,知道他就是陈再道。大伙儿出于对他的敬重,多数都叫他“首长”。陈再道想了想,就对大家伙儿说:“谢谢你们这么叫我!不过以后还是叫我‘老陈’吧,亲切点!”
大家听完陈再道的话,都乐呵呵地点头同意了。从此以后,大家就都亲热地叫陈再道“老陈”了。
之后的日子里,陈再道每天一早就醒得特别早。他原本打算跟着连队一起做早操,但连队的领导就是不肯让他参加。所以,他就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块儿,有时候去爬爬山,有时候到锦江边走走,散散步。
那天晚上,农场搞了个电影放映活动。陈再道拎着个小板凳,和全连的弟兄们一块儿到了放映的地方。他一踏进那场地,立马就成了大家的焦点。有的战士喊道:“嘿,听说老陈是当年抢渡大渡河那十七个勇士里的一个。因为给革命立了大功,毛主席特别给了他一块‘护身符’,说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能先动手再报告,保证不死。”
陈再道一听,心里头是又乐又觉得暖心。乐的是,大伙儿能把本无其事的事儿传得跟真的一样,玄乎得很。那时候,还有不少战士缠着他,非要瞧瞧那块“免死牌”。陈再道只得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告诉他们,那压根儿就没影儿的事儿。
陈再道琢磨着,咱们革命队伍里,功劳归功劳,过错归过错,讲规矩,守纪律,哪有什么“不死金牌”的说法?再说了,十七勇士飞夺大渡河那会儿,他正带着另一队红军当师长呢,压根儿就没在大渡河那边。
不过,陈再道能从战士们的言谈里,感受到大家对他的敬重和好意。电影放完那晚,陈再道和战士们一块儿,开开心心地哼着歌儿,就回了连队。
转眼间,1970年的春天就到了。一到这时候,连队里又开始热闹忙活起来。陈再道和战士们一块儿,动手耙地、浇水、培育秧苗,还有插秧。到了插秧那天,连长乐呵呵地对陈再道说:“老陈啊,今天你担当‘后勤大管家’,负责给大伙儿递秧苗。”
陈再道立马就懂了连长的意思,他笑道:“我打算下田干活去,‘供给部长’这活儿,你还是找别人干吧。”
干了一段时间活儿后,连长跟战士们又朝老陈喊道:“老陈啊,田里的水温得很,赶紧上来歇会儿吧!要是把您身体累垮了,我们可担当不起这责任。”
陈再道轻描淡写地说:“哪儿累了,没事儿的。”
战士们瞅着陈再道干活儿,感觉他一点都没手生,就好奇地问:“老陈,您以前干过插秧这活儿吗?”
陈再道笑着点了点头,说:“不管是参军前还是参军后,这事儿我都做过。”
陈再道和连队的干部战士们一起生活、劳动,感情变得越来越深厚。一有空,陈再道就会琢磨,钟汉华那边日子过得咋样了?
钟汉华抵达农场后,给自己起了个别名叫“劲松”。一开始,战士们都挺纳闷,有的嘀咕:“《百家姓》里头哪有姓劲的,这家伙八成是个大官,用的假名儿。”还有的猜测:“咱们中国有欧阳、上官这些复姓,说不定劲松也是个少见的复姓呢。”
有的人一本正经地讲:“我听说啊,劲松原来姓金,后来到了井冈山,毛主席亲自给他改了名,叫劲松。”
结果,有位战士好奇地问钟汉华:“您到底是叫劲还是姓金啊?”钟汉华笑着回答:“金劲嘛,都是一样的,没啥区别!”
打那以后,大伙儿都直接叫他“老金”。日子久了,大家对他有所了解,就开始叫他“金老革命”了。
在部队里,钟汉华和战士们一起吃饭、一起干活,关系处得特别好。他还会摆弄些乐器,毛笔字也写得特别棒,所以在连队里特别受大家喜爱。
1970年冬天,陈再道屋里生起了火,但不小心闹出了煤气。他使足劲儿,一点点往门口挪。之后,他被紧急送到了省军区医院。在医院养了俩多月,快出院那会儿,王震将军还专程到医院探望了他。
【陈再道、钟汉华从南昌到了福州,韩先楚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指示】
1971年开头那会儿,陈再道正在农场忙活呢,突然接到江西省军区的电话,说赶紧得去福州军区一趟,要听中央的重要指示。巧的是,钟汉华也收到了这么一个通知,两人情况一模一样。
陈再道那会儿心里头别提多兴奋了。可转念一想,去福州军区到底是要干啥,领导有啥具体指示呢?
吃完早饭,陈再道匆匆打包了点行李。不一会儿,江西省军区的一辆吉普车就开到了农场门口。陈再道上了车,望着窗外飞快倒退的山丘,心里不由得泛起一丝伤感和不舍。
在农场呆了两年多,他对那儿渐渐有了感情。一眨眼,吉普车就开到了福州。陈再道到了军区干部部,里面值班的干事好奇地问他,说是哪位呀?
陈再道报了自个儿的名字,那位干事挺客气地说:“韩司令早知道您要来,已经在办公室等了好一会儿,不过刚才临时有事出去了,应该很快就回来。要不这样,您先去招待所休息一下。”说完,干事打了个电话,叫了辆车,直接把陈再道送到了福州军区的招待所。
陈再道刚在招待所安顿好,钟汉华就从南昌赶到了。俩人多年没见,一见面就觉得特别亲,立马聊起了各自这两年来的事儿。没过多久,韩先楚推门而入,陈再道和钟汉华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乐呵呵地喊道:“韩司令,来啦!”
韩先楚跟陈再道、钟汉华逐个打了招呼,关心地问了问他们身体咋样,生活过得如何。接着,他给他们讲了中央的三个重要意思:
一种做法就是重新给予相应的政治地位和待遇。
二呢,就是要认真学习,也得好好休息。
三是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
没几天功夫,陈再道和钟汉华就住进了福州军区总医院,准备从头到脚好好检查一遍。转眼一个月过去了,陈再道之前的肺病被控制住了,他便办理了出院手续。韩先楚给他安排了地方,陈再道住进了汤井巷的招待所。巧了,罗瑞卿和张爱萍也在福州养身体,他们也都住在那儿呢。
陈再道住在这儿,整天没啥事干,觉得有点孤单。他便给老婆张双群写了封信。没多久,夫妻俩就见面了,陈再道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转眼间,1972年的春天就到了。陈再道在招待所里头左等右等,却始终没盼来一丝一毫关于工作安排的动静。
韩先楚工作忙得团团转,但总会抽空去招待所瞧瞧那些“闲着”的老战友。有次,他直接去了陈再道的屋里。陈再道一见他,就直截了当地问:“韩司令,我身体早查完了,接下来该咋整啊?”
韩先楚琢磨了一会儿,开口道:“上头没啥新指示,咱可能还得回农场待着。”
陈再道一听,心里有点诧异,便说道:“咱们这事儿也得搞个明白,你给上面反映反映吧。”
韩先楚轻轻地点了头,表示同意。
过了些时日,韩先楚把陈再道那边的事儿跟北京说了。有一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送完外国客人,就让办公室的人给总政治部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田维新打了个电话。
那时候,田副主任正忙着呢,在京西宾馆出席一个大会议。一接到周总理的电话,他立马二话不说,开着车就往人民大会堂赶。
周总理见到田维新后,开门见山地讲:“我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聊聊干部的事儿。不过光咱俩聊不太方便,你再找个伴儿一起来吧。”
田维新一听,立马拿起电话拨给了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等魏伯亭到了,周总理就跟他们说:“叫你们来,是想聊聊陈再道和钟汉华两位同志的事儿,主席挺挂心的。得赶紧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给他们找个工作安置下来。”
总政经过一番商量和考虑,最终拍板给陈再道安排了一个大军区的复职机会。
这天,田维新拿起电话,给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拨了过去,想跟他聊聊让陈再道去那边当副司令员的事儿。司令员一听,那边有点犹豫地说:“陈再道?哎呀,他可是我以前的老领导呢!”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意思明摆着。让老领导给自己当副手,那以后工作起来得多别扭啊!
【陈再道、钟汉华对自己的新岗位,都非常满意】
那时候,好多军队干部都得到了解脱,各大军区位置全满了,弄得陈再道都没地方安排了。
后来,田维新给韩先楚打了个电话,跟他细说了下那边的情况。没想到,韩先楚在电话里一听,立马就爽快地说:“没问题,老陈这个人还有他的本事,我们心里都有数,他来福州军区工作,我是举双手欢迎的。”
六月里的某一天,韩先楚再次踏进了陈再道住的招待所房间。他一进门,就乐呵呵地对陈再道说:“老陈啊,有好消息!中央军委发话了,让你去当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这下好了,咱们又能并肩作战,在同一个战壕里共事了。”
陈再道一听心里乐开了花,他终于能重新为部队、为国家出力了。韩先楚笑着跟他打趣:“我这人有几斤几两,你心里最清楚。往后啊,还得你多指点指点我呢。”
陈再道谢了谢韩先楚。韩先楚拍着他的手背笑道:“还谢我呢,你没啥不满就行啦?”
韩先楚离开后,汤井盖招待所很快就开始流传起陈再道要重出江湖的消息。住在那里的老伙伴们一听到这事儿,心里头是既欢喜又为陈再道打抱不平。不平的是,陈再道这回出山要挑的担子,前面多了个“副”头衔。
不过,陈再道却并不在意,他笑道:“要是搁战争那会儿,多个字少个字,太常见了。”说起来也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陈再道也曾遭遇过职位下调的事儿。
那是在1937年,陈再道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领头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联手,经过了好几轮商量,决定把陕甘宁那块地方的红军整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第八路军,里头包括了115师、120师、129师,还有一些直接归中央管的队伍。
陈再道被分配到了129师的386旅,当上了副旅长。虽然他之前是个军长,现在变成了副旅长,但他一点都没在意,也不抱怨,他觉得革命工作不分职位高低。陈再道心里明白,自己是共产党的一员,也是个老兵了,别说是副旅长,就是去农场干活,他也二话不说,立马就去。
转眼间,七月中旬就到了。陈再道收到了军委的邀请,让他去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的庆祝大会。到了北京后,陈再道就住进了北京饭店。庆祝活动搞完之后,周总理很快就安排和他见面了。
周总理紧紧抓着陈再道的手,亲切地对他说:“再道同志,中央现在安排你重新上岗,你得把心里的担子放下,甩开膀子好好干!”
陈再道一听,心里头那股子情绪再也憋不住了,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掉了下来。
周总理接着讲道:“主席以前就讲过,咱们当官的,不管官大官小,都是给老百姓干活的。中央心里是有数的,了解你的情况!”
受到周总理的鼓舞,陈再道心情豁然开朗。从北京一回到福州,他立马就去报到并开始上任工作了。
陈再道在福州军区那会儿,得知老战友钟汉华被调到了广州军区当副政委。据说,钟汉华一到广州,军区的头头脑脑们就直接把他接到了军区礼堂,给他弄了个热热闹闹的欢迎会。
陈再道和钟汉华对新工作都挺满意。陈再道一上班,韩先楚就安排他负责后勤、空军和海军的事务。虽说陈再道有好几年没在岗了,但他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军,以前也在军队高层领导岗位上待过多年,干起活来还是得心应手。
在陈再道的指挥下,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全军的各项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
1975年夏天8月份,陈再道被调到了北京,当上了中央军委的顾问。可他这人天生爱忙活,觉得这个职位太清闲了。有次他跟身边的人打趣说:“顾问这活儿,有空了就问问,没空了就放一边。我这脑袋啊,都快闲出毛病来了。”
从1977年9月开始,一直到1983年1月,陈再道都被派去当铁道兵的司令员。与此同时,他的老朋友钟汉华呢,从1979年到1982年这几年,是在成都军区做政治委员。
陈再道和钟汉华晚年重逢,聊起了他们一起走过的那段峥嵘岁月。陈再道感慨万千地说:“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居然能活着挺过来,从一名普通士兵一步步成为共和国的高级将领。想想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我真是比他们幸运太多了。身为老革命,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得一直奋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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