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订婚与彩礼，不是男人对女人施暴的借口

程序正义，不能因为社会舆论裹挟而让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维持原判：男方构成强奸罪，依法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但这一判决结果，显然不被男方家属接受，也不能让部分公众满意。被告坚持不认罪，被告家属声称将继续上诉。部分网友认为，被告应该被无罪释放，而且还应该获得国家赔偿。

因为坚持不认罪，犯罪分子摇身一变，反而成了他们眼里值得称道的“英雄”和“硬汉”。既然没有犯罪，为什么要认罪呢？

18.8万元的彩礼给了，两个人睡到一张床上难道不是理所应当？毕竟如果换成他们口中的娱乐场景，18.8万不知能让多少女人投怀送抱。甚至有人搬出歪理认为：男方错在不该花钱找老婆，而是应该花钱找乐子。

石头落了地，但是质疑声并没有停下。

诸如女方不同意婚前性行为，为什么还要答应订婚？难道不是为了骗彩礼。都走到谈婚论嫁这一步了，女方还要装什么，早晚不都是那么一回事吗？更有甚者大肆散布“恐婚”言论，呼吁男性不要结婚了，有钱结婚还有可能把自己送进去，不如吃喝玩乐躺平一辈子。

回顾一下事件经过。

被告席某与受害人吴某通过婚介机构相识。2023年5月1日，两人订婚。第二天，双方在婚房内发生性关系，女方随即报警称遭到强奸。

轰动全国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由此发生，过程并不复杂。

双方通过婚介机构介绍相亲，说明彼此都有结婚的意愿。但是婚恋市场长期以来的乱象，难免让公众质疑女方是否存在婚介机构安排、故意骗婚的行为。很多迫于结婚压力而选择相亲的男女，不知被婚恋机构坑了多少次。

设身处地想一下，不排除男方有被下套的可能。但是基于这样的臆断就认为男方无罪，显然不讲逻辑，也缺乏证据。而法律，是需要讲证据的。

该案一审法院认定，席某违背女方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席某上诉后，二审法院经过调查审理后宣判，维持原判。

法院审理查明：案发时女方明确反对婚前性行为，并在反抗过程中拉拽窗帘、试图纵火呼救，事后情绪崩溃报警。

该案证据完整，包括DNA证据：现场床单检出男方精斑及双方混合DNA；录音与监控：男方在电话中承认“强暴”，电梯监控显示其强行拖拽女方；身体伤痕：女方手腕、手臂淤青，现场窗帘被烧痕迹。

该案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争议焦点集中于：“订婚是否赋予性权利”的误解；以及“骗婚”与“处女膜争议”的质疑。

部分舆论认为，订婚作为传统婚约的一种形式，可能隐含性关系的默示同意。但法律明确规定，性同意需基于自愿，与婚姻状态无关。

法院强调，“订婚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违背意志即构成犯罪”。男方家属在网络上声称女方因房产加名和彩礼问题诬告，但经过法院查明：女方已退还10万元彩礼及戒指，且无婚史或骗婚行为。

彩礼退还，符合法律规定。法律要讲证据，女方已经退还彩礼，但是男方选择了拒收。男方家属想通过拒收，给女方安上骗婚诬告的帽子。

双方约定18.8万元彩礼，但法院指出彩礼的给付不构成性同意的条件。女方退还彩礼后男方仍拒绝领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受害人施压，暴露了部分群体将彩礼视为“交易筹码”的扭曲观念。

男方家属多次强调“双方已订婚”，试图以传统婚恋民俗传统来合理化其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反映出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漠视。

此外，男方家属还以“处女膜未破裂”质疑强奸，法院指出医学共识明确处女膜状态与性行为无必然关联，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影响这么大，是因为“订婚”。本质上，还是司法程序与地方民俗的认知冲突，也是落后观念与进步文明的意识矛盾。

很多人狭隘而又偏执地认为，“订婚”就意味着男性随时可以对女性行使“性权利”，而“彩礼”就表示对方既然收了钱，不同意都不行。这也是该案被告抵死不认罪，被告家属坚持认为无罪的底层逻辑。

订婚，刻在了中国人的骨子里。订婚——从地方习俗上来讲，两个人基本上就等同于“预备夫妻”，就共同组建家庭一事达成了基本一致。但订婚，毕竟不等同于法定意义上的领证结婚。

打个比方，甲方和乙方就收购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甲方交了定金，就等着和乙方签合同了。但在合同正式签订之前，甲方就跑到乙方公司里面搬东西，就属于故意侵权了。

婚姻不是交易，彩礼是地方陋俗，不应该提倡。但是无论是订婚还是彩礼，从来都不是男人对女人施暴的借口！

订婚，又称婚约，依照中国民间的习俗，通常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应先举行订婚之仪式：订立婚书、交换礼物、或立媒妁人等。

订婚这一习俗，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六礼”之说，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步骤，基本上形成了传统婚俗的雏形。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婚姻通常作为家族之间整合资源的一种手段。订婚作为婚姻程序的正式确认，体现了宗族对婚姻的绝对控制权。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而是要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在传统的订婚仪式上，男方家庭通过下聘礼的方式，来补偿女方家庭劳动力的丧失；而女方家庭则以嫁妆的形式，来换取女儿婚后的家庭地位。

聘礼与嫁妆不仅是经济补偿，更隐含产权交割意义。聘礼用来确保女方在夫家的物质基础，而嫁妆则作为女性私产，为其提供婚后经济自主权。

儒家伦理强调“男女有别”“婚姻合二姓之好”，订婚仪式需要通过公开的礼仪程序如交换庚帖、宴请乡邻等，来确立婚姻合法性。

公开订婚仪式，赋予了婚姻道德上的正当性，避免因为男女“私奔”而对家族名誉的造成损害。很多地区的“换帖”仪式，还需有族老的见证。

比如《白鹿原》小说中，黑娃与田小娥虽然大胆地在一起了，但在乡亲们看来却是有违道德的“苟合”。黑娃哀求白嘉轩允许他与田小娥进祠堂、拜祖宗，就是希望在道德上获得乡亲们对自己婚姻的认可。

古人封建保守，虽反对婚姻自由，但绝对知道廉耻。订婚仪式举行了，但在正式结婚典礼之前，家族禁止男女双方接触，男女“私奔”有辱家风都要被打断腿，更别说男方强行与女方发生性关系了。

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封建礼教对男女交往设立了严格的界限。这种男女大防的风气直到民国时期提倡自由、民主的氛围下才有所改善。但保守的男女关系，还是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如今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在男女双方平等、尊重的前提下，男女交往变得更加自由与随意。开放的社会风气也为我们彻底打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享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提供了基础。

然而自由与自主，不代表可以为所欲为。

道德不能约束你的，还有《民法典》和《刑法》来教你做人做事。我国《刑法》第236条的规定，建议仔细读一读，抄几遍。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判决的积极意义在于，不仅是对个案的正义伸张，更是对传统性别观念的一次法治纠偏。

婚姻习俗需要与法律共识同步进化，尊重个体意志是文明社会的基石。

法院通过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驳回了“订婚即性许可”“彩礼绑架权利”等错误观念，重申了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不可侵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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