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被判死刑,他面露微笑,刑场上转头寻找妻子一幕,看哭了记者

红色先驱 2天前 阅读数 3 #历史

在中国革命史上,王孝和与忻玉英的故事如同一曲悲壮的红色恋歌。

1928年,浙江宁波乡间的两个家庭因一堵墙的缘分,为5岁的忻玉英和9岁的王孝和订下娃娃亲。

童年时期的王孝和是村里出名的“孩子王”,唯独对忻玉英温柔以待,曾为保护她被夺的鸡蛋与人打架。

只可惜这段纯真情谊却因动荡的时局被迫中断——14岁的王孝和前往上海求学,逐渐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于194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的忻玉英仍在乡下苦等,按照当地习俗,15岁的时候她就应该收到王家的聘礼,并在16岁顺利嫁过去了,直到1947年,19岁的忻玉英因王家迟迟未履约,携母赴沪寻夫。

而在上海初见时,王孝和已蜕变为地下党骨干,不过公开身份是上海电力公司的抄表员。时隔多年后,忻玉英依旧记得时隔多年在上海重逢时王孝和穿的是一件土黄色灯芯绒夹克衫,还有他们一起吃的那顿饭都吃了什么。

她当时不知道的是,为考察她是否可靠,组织上实际上正暗中观察她的言行。

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两人的这桩婚姻。对此,王孝和也曾坦言:“组织需要家庭作为掩护,而她的单纯正是优势。”

不过婚后生活却充满“矛盾”。两人蜗居在5平方米的陋室,王孝和常深夜归家,身上带着烟酒和香水味,忻玉英想要个孩子,但王孝和总刻意避孕,直到被母亲臭骂一顿再加上忻玉英央求,他才妥协。

但后来,他又开始在家中聚众“赌博打牌”,甚至还要忻玉英抱着孩子在门外帮忙“望风”。

其实,所谓“赌局”实为地下会议,在当时上海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下,地下党只有采取这种方式隐蔽,并以王孝和的婚姻为革命提供掩护。这既是时代的无奈,也是革命者舍小我为大义的抉择。只是当时的忻玉英并不知晓。

在杨树浦发电厂,王孝和以工会常务理事身份领导工人运动。他白天记录电表数据,夜晚组织罢工,将家变成情报中转站:阳台暗洞藏文件,麻将桌下传密令,甚至教会大字不识别的忻玉英用咳嗽、锄地等暗号交接材料。

1948年“申九惨案”(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7500多名工人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大罢工,军警出动装甲车、催泪弹,致3名女工死亡,百余人受伤并被逮捕)后,王孝和发动工人戴黑纱抗议,彻底激怒了国民党当局。

同年4月21日,王孝和上班前,抱着女儿亲了又亲,忻玉英后来回忆起来,“孝和好像知道自己要出事了”,果不其然,就在当天上班途中,王孝和便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

而就在被捕之前,国民党特务实际上已经到过王孝和家,并对他威逼利诱,但王孝和始终不为所动。

特务走后,王孝和实际上已经预感到最坏的结果,他销毁了所有的机密文件,并对怀孕的妻子留下遗言:“若我回不来,你要另寻良人……你从乡下来,人单纯,对上海这个地方复杂的人还不够了解,将来物色对象时,一定要看清楚,切勿草率……”

狱中,王孝和遭受“磨排骨”(肋骨摩擦至渗血)等酷刑,却始终未吐露同志信息。

中间,忻玉英曾被允许前往探监,王孝和当时刚被上过重刑,伤痕累累血迹斑斑,行动困难,但面对妻子,依旧艰难地扯出笑容,劝她不要伤心。

当忻玉英告知他自己又怀孕时,他说:“我要做第二个孩子的爸爸了,你要做第二个孩子的妈妈了,不要哭,要高兴才是。”

以后每次探监忻玉英只是哭,王孝和却总是鼓励她,要坚信黑暗的社会不长了,国民党就要垮台了。

最后面对死刑判决,王孝和当庭撕开囚衣展示伤痕,高呼“特刑庭乱杀人”,令在场众人震撼落泪。

1948年9月30日,24岁的王孝和含笑赴死。刽子手因手抖连开三枪未中要害,他最终在“特刑庭不讲理”的呐喊中倒下。就义前他回望人群的瞬间,被镜头定格为永恒,更令按下镜头的记者当场落泪。

而他之所以在刑场上转头,是在寻找已经怀胎八月的妻子,却不知妻子已被特务拖离了刑场。

王孝和牺牲21天后,忻玉英生下遗腹女“佩民”,名字取自王孝和遗书“盼民之佩”。

整理亡夫的遗物时,忻玉英发现了50多封狱中家书,家书字字泣血:“我对不起你,但为正义而死无憾”“教孩子记住杀父之仇”。

这些文字彻底颠覆了她的认知,原来丈夫竟是潜伏六年的地下党员。

曾经的困惑也终于逐一解开,王孝和刻意避孕是怕牵连妻儿;所谓“赌博”实为革命会议;香水味是为混迹赌场获取情报。

晚年,忻玉英回忆起来坦言:“他教我识字时说‘穷人团结如筷子难折’,当时不懂,后来才知是革命真理。”

直至这时,忻玉英这位传统女性,身为革命烈士遗孀,才终于在悲痛中觉醒,她将丈夫遗书保存下来,并培养两个女儿继承父志。

王孝和烈士就义后,上海万人追悼,其事迹被写入教科书,杨树浦发电厂前竖起塑像。忻玉英则成为活着的纪念碑,90年代仍向青年讲述“特刑庭不讲理”的真相。

他们的故事揭示革命年代的特殊婚姻形态:爱情让位于使命,家庭成为战斗堡垒。王孝和遗书中“千千万万有良心的人会算这笔血账”的预言,在1949年随着上海解放得以实现。

这段历史更折射出女性在革命中的双重角色:忻玉英从“放风工具”成长为精神传承者,印证了革命对普通人的启蒙力量。正如她在口述中强调:“他骗我是为了保护我,但我不恨——因为他骗得伟大。一段感情里面掺杂了革命,不是更好吗?”

两人之间的这种革命爱情不再局限于儿女情长,而是升华为对理想社会的共同求索,王孝和爱女儿,爱妻子,爱自己的小家,但为了革命事业,他牺牲了自己原本甜蜜的家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最终换来了新中国的解放,换来了更多美满幸福的家庭。

素材来源:

[1]半个世纪的思念──访王孝和烈士的遗孀忻玉英[J].上海党史研究,1998,(05):41-42+40.DOI:10.14019/j.cnki.cn31-1856/k.1998.05.012.

[2]周芸.烈士王孝和:至暗时刻的光明火种[J].档案记忆,2023,(03):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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