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解放前夕，曾扩情躲进寺庙，被捕时还疾呼：我已出家抓我作甚

1983年6月1日，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在沈阳定居的原黄埔一期毕业的曾扩情也随辽宁代表团赴北京开会。

当时，在北京同样出席大会的黄埔一期生宋希濂在听说曾扩情到后，立即赶赴西苑饭店看望，那时宋希濂已经在美国定居，此次回国还带回不少定居美国的黄埔同学，如李默庵、任觉五、杨伯超等，他们对曾扩情的问候。

原因无他，当年在黄埔求学期间，曾扩情年纪较之许多同学，加之性情温和，不拘小节，是以很多人都很尊重他。

有意思的是，比曾扩情还大的李仙洲当时也出席了大会，并在见到曾扩情的时候，还站直了身子，敬了一个军礼。

在写文本之前，作者私以为，曾扩情就是黄埔生中入校年龄最大的那位，真正查了资料后，才发现大错特错。

1924年1月，黄埔军校正式进入筹建，当时招生简章明确规定，黄埔一期所招收学生年龄范围在1899年至1906年之间出生的人。

严格意义上讲，超过这个年龄范围，即不在招生范围。

可实际在录取考生过程中，不少考生年龄都远远超出，甚至还有比1906年生人者还要小的，这其中年龄最大者为1886年出生，也就是说该人投考黄埔军校时，年龄已经38岁，比诸多黄埔的教官年龄都大。

当时不符合报考年龄者，基本上都是通过修改出生年月报名通过，入校后被查出后，也基本上是网开一面。

可见招生简章中所规定年龄限制，完全是虚设，只要报考学生有人推荐，且成绩合格者，一般都能够录用。

相比之下，曾扩情、李仙洲等黄埔一期毕业者，他们在所有超龄学生中，算是最微不足道的。

李仙洲是1894年6月生人，而曾扩情则是1894年12月（一说1895年）。

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除了较早去世或者是牺牲者（北伐时期），大多数都是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中的主角，曾扩情、李仙洲也是其中佼佼者。

1924年初，正在北京朝阳学院法律系读书，经他的老师李大钊介绍，和同学胡宗南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据说入校的480名考生中，共产党人蒋先云考了第一，他和陈赓、贺衷寒为黄埔三杰，考中第二名的就是曾扩情。

当年介绍曾扩情进黄埔军校的人中，就有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所以在最初考入黄埔军校的时候，曾扩情还是倾向于共产党的。

得益于同李大钊的关系，曾扩情在校期间就与学下诸多共产党人关系很好，比如蒋先云、陈赓，几个人还聚在一起，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那时曾扩情还是筹备委员会委员，后来北伐时期，曾扩情屡立战功，先后任团党代表、二十师政治部主任。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曾扩情也格外关照，并给予他不少帮助，曾扩情后来一直视周恩来为恩师。

只不过，曾扩情后来很快就转向了。

蒋介石那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先是表态支持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随后又暗中扶持国民党右派学生在黄埔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斗争。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两个学生组织才被蒋下令解散。

当时，曾扩情接替包惠僧在二十师任政治部主任，被副师长林振雄举报与共产党过从甚密，被蒋下令撤职，曾扩情听说消息后，立刻向蒋进行申诉，才幸免于难。

曾扩情从此彻底走向革命的对立面，乃至于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忍不住感慨：

“我一生做了许多错事，最对不住的还是李大钊、周恩来两位恩师。”

曾扩情后来之所以“右”转，原因也是相当复杂，但细究起来，都可以归为一点。

在黄埔同学之中，曾扩情年龄算是比较大的（尽管不是最大），相比于嘱托同学年轻气盛，各个献身理想的主张，曾扩情更多的是考虑现实因素，包括他当年投考黄埔军校，想得更多的也是个人前途。

曾扩情一转向，便立刻获得了蒋介石信任。

1926年，蒋下令取缔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及孙文主义学会后，成立了黄埔同学会，并亲任会长，黄埔同学会与过去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最大的不同，就是其组织严密性，这是个非同一般的学生组织

经蒋先云推荐，曾扩情出任了该同学会秘书，实际上是替蒋介石管理黄埔同学会。

蒋介石对曾扩情信任非常，而曾扩情也一跃而成为黄埔毕业生中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1928年8月蒋下台、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不少黄埔生因此而转投别的派系，打起了“反蒋”旗号，也是曾扩情以黄埔同学会秘书的身份，写信给这批黄埔学生，把他们重新拉回蒋介石阵营。

1931年夏，曾扩情为了拉拢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许继慎，给他写了封信，很不凑巧的是，当时许继慎在红四军中，因为不赞同张国焘的方略备受排挤，这封信后来成为张国焘诬陷打击许继慎的主要证据。

对许继慎的遭遇，曾扩情自然不知情。

总而言之，曾扩情在蒋介石身边，充当的就是宣传、拉拢这一类的工作，一方面，他通过宣传，鼓吹蒋介石才是全国军人的唯一领袖，继而宣传其才是唯一救国的领袖，突出其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不断地分化瓦解各地军阀，同时包括红军，以黄埔同学的关系，吸纳各军阀队伍。

实际上，曾扩情所干的工作，就和特务无异。

1932年，蒋介石仿效意大利法西斯特务组织黑衫党、德国褐衫党，组建麾下特务组织，定名为中华民族复兴社，并亲自敲定了核心干事十三人为组织骨干，被称为“十三太保”。

曾扩情在十三人中年龄最大，为十三太保之首。

从1934年起，曾扩情陆续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不过有意思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曾扩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他地位如常，但却与蒋渐行渐远。

曾扩情出任军委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处长时，主要负责监控的对象就是时任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

1945年6月9日，何应钦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梅京美治郎签署“何梅协定”，曾扩情视此举为卖国，于是质问何应钦，为什么要签署这个协定，何应钦推说自己此举是身不由己，代人受过。

曾扩情不傻，他听懂了何应钦话里的意思。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随行的曾扩情亦被扣押。

事后张学良希望曾扩情能够出来做个广播，代张学良阐明发动事变的经过，本就对蒋有所不满，加之对张学良出于体谅的情绪，曾扩情主动站出来，做了这个广播，还以个人的态度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

蒋介石本来只是隐隐察觉曾扩情的“离心离德”，这次广播之后，却是彻底看清了曾扩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扩情刚从飞机上下来，就被小老弟戴笠拉住，戴笠满怀歉疚的说：

“扩大哥，对不起了，上边要你反省反省。”

当时，曾扩情的确命悬一线，好在胡宗南等几十名黄埔同学出面力保，蒋介石这才放下了杀机。

从此以后，蒋介石对曾扩情不再信任。

解放前夕，曾扩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当时国民党当局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一败涂地，曾扩情的四川省党部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就连工资也开不出。

西南战役期间，胡宗南见事不挤，急忙出逃，临走时还十分惦念大哥曾扩情，想要拉着他一起到台湾，那时的曾扩情已经对国民党当局失望透顶，于是躲在广汉不出。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找到曾扩情的儿子曾达人，给了他十二两黄金、100块银元，要他去找他的父亲，自己就等在距离广汉不远的凤凰山机场，等他一同登机去台湾。

曾达人不负众望，在广汉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向心堂住处找到了父亲，并转告胡宗南对他说的那番话，结果曾扩情连考虑也不考虑就说：

“我哪里都不去，就留在大陆，共产党打来了我就去自首，争取立功自赎，回想起我在黄埔时，路本来是对的，但当面临选择的时候，我做了错误的选择，上了贼船，负罪一生，现在我再也不要重蹈覆辙。”

根据部分资料称，曾扩情之所以不愿意去台湾，主要是担心蒋介石归罪于他，滞留大陆，也是希望能够蒙混过关。广汉解放前夕，为了躲避抓捕，曾扩情在广汉一处深山古寺出家当了和尚。

当时，解放军根据线索找到寺院时，曾扩情还很天真的说：

“我已拜某大和尚做了皈依弟子，早遁入空门，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你们还抓我作甚？”

去抓捕的人只是感觉好笑：

“不光是抓你这种出家才几天的假和尚，就是削发多年的原军统行动处长宋灰鹤这样的真和尚也都给抓了起来。一个解放军战士问他，你哄骗谁？你用这种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简单办法来对付共产党，你是在演滑稽戏，还是思想真的很幼稚？”

曾扩情被捕的时候，是国民党官员中党务方面职务最高的官员，所以被集中到功德林监狱。

1959年12月，曾扩情获首批特赦，按照个人意愿，他前往沈阳住在儿子家里。

尽管一生历经坎坷，但曾扩情却始终平安顺遂，享常人难享之福。

1988年，曾扩情逝世，终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