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 摩尼教和明朝有关吗

在新疆伯兹克里克第38B窟发现的两幅摩尼教壁画线摹图：

波斯摩尼教信徒像

摩尼教寺宇图

唐朝

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摩尼教逐渐在安西都护府传播。武周时期，摩尼教初步传入中国。《佛祖统纪》载“延载元年……敕波斯国人拂多诞（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摩尼教传入的最早的明确记录。摩尼教初传中国，即与佛教产生冲突。何乔远《闽书》载“慕阇当高宗朝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阇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谮，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摩尼教中的女性地位甚高，武则天可能因此对摩尼教思想产生兴趣，并利用摩尼教为自身称帝提供理论依据。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王将一位摩尼教慕阇引荐给唐朝。《册府元龟》载“吐火罗支那汗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

开元十九年（731年），朝野对武后优待摩尼教的政策产生异议，玄宗为此下诏命摩尼教阐释自己的宗教主张。拂多诞奉诏译成《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一书，希望借此使玄宗对摩尼教产生好感，获得在唐朝顺利传教的权利。然而，摩尼教为了减小传播阻力，在翻译经典时借用佛教术语，称自己的教主摩尼为“摩尼光佛”，又在文中引用佛经证实老子、佛陀和摩尼分化三身的“三圣同一论”，因而次年被玄宗判定为“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而严加禁断。开元二十八年，玄宗下诏驱逐胡僧，进一步对摩尼教在华传教工作进行打击。

安史之乱后，摩尼教借助回鹘对唐朝的势力重新进入中原，得到了再度发展。回鹘牟羽可汗引兵进入中原，协助唐军进攻史朝义，史朝义放弃洛阳，逃亡河北，兵败被杀，安史之乱基本结束。牟羽可汗因对唐平乱有功，因而唐朝允许被回鹘支持的摩尼教徒在唐传教。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牟羽可汗在东都洛阳时接受了摩尼教，将四位摩尼教僧侣带回回鹘，传播二宗三际思想，不再信奉原有的萨满教，转而奉摩尼教为国教。摩尼教借助回鹘的政治实力，开始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唐代宗大历三年，敕准回鹘摩尼教徒建立摩尼教寺院“大云光明寺”。大历六年，摩尼教进一步在荆、扬、洪、越等地设置大云光明寺。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再于河南、太原建摩尼寺二所，并派专员保护，自此以后，摩尼教寺满布中国境内。

根据《旧唐书》记载，长庆元年，回纥宰相下令摩尼教五百七十三人入朝一同迎接公主，可见其藉回纥与唐关系，势力已延伸到政治层面。另外据《旧唐书》记，在元和八年（813年）宴归国的回纥摩尼人，受令至中书见宰相，由此可见，摩尼教徒经常由回纥至唐，并得唐皇室礼待。除此之外，部分摩尼教徒也从事商业，据《旧唐书·回鹘传》：“摩尼至高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回纥被黠戛斯击败，国势衰落，唐廷对回纥和摩尼教的态度立即改变，下令没收摩尼教资产与书像等物。据《会昌一品集》载，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回纥国势衰落，从唐朝撤兵，要求唐室“安存摩尼”，但唐突改前态，下令禁江淮诸镇的摩尼寺。会昌灭法时，摩尼教亦难逃其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杀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将摩尼教徒打扮成沙门的样子可能是为之后的灭佛运动制造声势。《僧史略》载：“会昌三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官。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等，流配诸道，死者大半。”会昌五年，下诏进一步打击在华的景教、祆教以及摩尼教，强迫教徒还俗并递归本贯，外国人则驱逐出境。

摩尼教势力虽不如佛教强大，但借助回鹘力量传教，得以居三夷教之首。正因如此，回鹘破灭之时，摩尼教亦首当其冲遭受打击，先于祆教、景教被禁。当时，摩尼教流行的地区以西北、华北地区为主，在闽浙沿海地区，因与波斯等国有海路交往，摩尼教也有一定势力。会昌法难时，大量摩尼教徒从帝国中心逃亡东南沿海。经会昌一劫，摩尼教再不能在社会公开传教，转而在民间秘密流传，并渐与其他宗教结合，历五代两宋仍不衰。自此与下层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农民起义的号召旗帜之一。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纸本，卷轴。 尺寸: 26 x 150 cm  年代: 唐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

五代

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毋乙、董乙，在陈州（今河南淮阳）依托佛教造反。这次叛乱在历史上长期被误认为是摩尼教发动。《旧五代史》记载：“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图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揉杂淫秽，宵聚昼散。”宋代佛书《佛祖统纪》则载：“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止大乘，我乃上上乘。"欧阳修《新五代史》采旧五代史说法，亦称毋乙之乱为佛教。“而陈俗好淫祠左道，其学佛者，自立一法,号曰‘上乘’，昼夜伏聚，男女杂乱。”释赞宁《僧史略》则延续《佛祖统纪》说法，不仅诬毋乙之乱为摩尼教，而且将三夷教混为一谈，后世多受其误导。

在11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可汗王朝皈依伊斯兰教之后，高昌回鹘的摩尼教也逐渐消亡。13世纪后不再流行于天山南北的西域地区。

宋

宋代的摩尼教呈现分化趋势。一部分摩尼教依托道教进一步发展。早在唐代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就曾引用《老子化胡经》论证老子、佛陀和摩尼为一身：“《老子化胡经》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挪王界苏邻国中，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曰摩尼。转大法轮，说经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上从明界，下及幽途，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我法当盛者。’”在道教势力兴盛的宋代，摩尼教依托道教的行为进一步深化。至道年间（995-997），怀安士人李廷裕于京城得摩尼像，摩尼教开始在福建传播。真宗朝，福建士人林世长取摩尼经进献，授守福州文学。摩尼教《二宗三际经》被编入道藏，置于亳州明道宫。大中祥符五年（1012），张君房以太清宫所藏唐代道藏为基础，又取苏州、越州、台州等地旧藏道藏，修成《大宋天宫宝藏》，其中包含了摩尼教《明使摩尼经》。近年来发现的霞浦文书显示霞浦明教先祖林瞪以道教“兴福真人”形象出现。浙江四明崇寿宫本为摩尼教寺院，后改为道教道观，其道士也认为摩尼是老子化身。

另一支摩尼教则流入民间，渐渐与民间秘密宗教相融合，成为宋代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宋会要辑稿》载：“宣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今来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扇愚民男女，夜聚晓散。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曰《讫思经》、……《先意佛帧》、《夷数佛帧》……已上等经佛号，即于道释经藏并无明文。该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方勺在《泊宅编》中则将民间宗教异端统称为“食菜事魔、夜聚晓散”，宣和元年（1119年）的方腊之乱也是这些异端中的一支。此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锺相起义，元至正十年（1351年）“明王出世”的韩山童、刘福通起义，其思想中可能混有摩尼教成分。陆游《条对状》载：时“妖幻之人”，名目繁多，“淮南谓之二襘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盛。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像，至于刻版流布。”

元

元末明初时期绘制的《摩尼像》绢画挂轴，是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摩尼教徒用于宗教崇拜的圣像。

元代对于明教的态度较为宽容。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述，他在福州城遇见了一群信仰不明的教徒，不拜偶像、不拜火、不信穆罕默德，看起来也不是基督徒。他们将这种信仰保持了八百年之久。在马可·波罗的推动下，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大汗忽必烈承认了他们基督徒的身份。在整个福州，有七十多万户人家保持这种信仰。伯希和认为，他们的信仰与蒙古朝廷上的景教徒有着巨大差别，因此才需要辩论证实信仰。而且唐代景教主要为外国人所信奉，信徒不可能在元代还有七十万户之多，而且这些信徒不像基督徒、佛教徒那样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因此伯希和认为他们是摩尼教徒。20世纪50年代在泉州发现的一块也里可温主教碑记载：“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由此可见，在元代明教是合法存在的，由一位也里可温（基督教）主教兼管江南诸路明教和秦教（景教）。福建晋江草庵摩尼光佛雕像雕刻于至元五年，草庵石室本身也建于元代。建于南宋的选真寺、潜光院等寺庙在元代得到修缮，碑铭记载有众多平民在此时皈依了明教。

在元朝之前的摩尼教寺庙并不具有基督教或佛教寺院那种修道生活的意义，因为其僧侣除非生病，不得居住在里面。元朝之后，摩尼教徒不再建立单个的教团，而是建起自己的寺院以居住僧侣和置放经书典籍。这样一来便减弱了教士和俗民之间的联系，使摩尼教由一种外侵力变成一种吸引力。有了僧侣聚居隐修的寺院，摩尼教又成为一个坐而论道的宗教了，这使该教开始赢得好名声。就在这个时期，有名儒家学者为了成为隐士而改宗了摩尼教。

流传入民间下层的摩尼教则进一步发展，最终与白莲教、弥勒教等秘密宗教相互结合，产生了元末的农民起义。

明

在元末的农民起义中，宗教异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韩山童等人以红巾裹头，以白莲教、弥勒教为旗帜，自称红巾军。朱元璋曾经加入其子“小明王”韩林儿的宋国为左副元帅，1364年封吴王，1368年灭元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朱元璋以宗教造反起家，深知民间异端的影响。洪武元年，他接受李善长的建议，下诏禁绝民间宗教异端，明教也在禁绝之列。“高帝幸汴，善长复留守，得颛杀生封拜焉。帝还，诏定封建诸王官属国邑及大赏平中原将士功有差。请置司农卿，于河南课耕垦。又请禁淫祀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邪术。诏可。”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修订《大明律》。“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众等会，一应左道异端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从此，作为民间地下宗教的明教渐趋消失，而作为地方宗教、不参与政治斗争的明教分支则得以传承。

吴晗认为明朝国号来源是承自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