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之争：历史法理与文学叙事的双重博弈

正统性的三棱镜

公元220年，曹丕在洛阳受禅称帝，御史大夫张音宣读的禅让诏书墨迹未干；221年，刘备在成都昭告“嗣武二祖”，承续汉祚；229年，孙权于武昌祭天，言“东南王气终归于吴”。三个皇帝，三套法统，折射出乱世正统性的复杂光谱——当我们在成都武侯祠焚香时，可曾想过：那些缭绕的青烟，究竟是历史的真实，还是文学的回声？

一、政权法统：历史褶皱中的正统密码

曹魏的禅让文书现存《三国志·文帝纪》，220年冬十月庚午日，汉献帝的退位诏书写着：“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这份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禅让文件，让曹丕占据法理高地。洛阳宫城的地砖上，仍可找到汉代“长乐未央”的残瓦——地理延续性成为曹魏正统的重要注脚。

蜀汉则编织出血统神话。《三国志·先主传》追溯刘备为中山靖王之后，但中间200年的谱系缺失，让后世学者钱大昕直言“世系难考”。然而221年诸葛亮起草的《即位告天文》，用“汉有天下，历数无疆”的修辞，将政权合法性锚定在道义高地。

东吴的正统性最显尴尬。229年孙权称帝时，张昭拒绝起草诏书，最终由胡综以“黄龙见武昌”的祥瑞搪塞。但正是这种立足东南的地理辩护，为后来东晋、南宋的偏安政权提供了法统模板。

二、文学重构：罗贯中的道德天平

《三国演义》开篇的桃园结义（第1回），让刘关张的兄弟伦理成为正统性的情感支点。当关羽败走麦城（第77回），他的赤兔马绝食而亡——这种文学想象，将蜀汉君臣塑造成道德完人。

曹操的形象则被涂上奸雄底色。第4回“宁教我负天下人”的虚构情节，让弑吕伯奢全家成为其原罪标记。即便真实历史上曹操的《蒿里行》写尽乱世悲悯，文学叙事已将其钉在正统性的对立面。

东吴在小说中沦为配角。第57回“柴桑口卧龙吊丧”，罗贯中让诸葛亮哭周瑜时讽其“既生瑜何生亮”，把江东才俊矮化为诸葛亮的陪衬。这种边缘化处理，让东吴在正统之争中彻底失语。

三、评判维度：解构正统的三把尺

法理之尺：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将曹操传记列为《武帝纪》；而东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379年），首创“蜀汉正统论”，为南朝偏安政权张目。

文化之尺：成都武侯祠香火绵延千年，岳飞手书《出师表》的碑刻至今犹存。而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实际影响了隋唐科举的基因。正统性在此分裂为精神图腾与制度遗产。

实力之尺：景元元年（263年）蜀汉灭亡时，户籍仅28万户；而曹魏掌控中原，户籍达103万户。但蜀汉建兴五年（227年）《出师表》引发的悲情共鸣，让道义成为特殊国力。

四、历史回响：话语权的千年拉锯

朱熹在《通鉴纲目》（1172年）中改写历史，将刘备纪年列为正统，曹操降为“汉贼”。这种改写并非偶然——南宋偏安局面与蜀汉处境形成镜像，道义正统成为抵抗北方的精神武器。

元杂剧《单刀会》（约1300年）让关羽单刀赴会的故事家喻户晓，明清评话艺人更将诸葛亮神化为“智圣”。至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1660年），蜀汉正统论已成全民共识。

2010年电视剧《新三国》却颠覆传统：曹操在剧中说“天下人皆错看我”。这种现代解构，让正统性从是非题变为选择题——当我们不再需要忠臣楷模时，历史评价便换了尺度。

结语：青烟散尽后的真相

在许昌曹丞相府遗址，游客争相抚摸象征权力的青铜雀；成都武侯祠里，人们仍在诸葛亮像前求签问卜。或许正统性从来不是客观存在，而是每个时代需要的镜像——乱世求法统，衰世崇道义，盛世容多元。

那些被香火熏黑的匾额提醒我们：历史如同成都的变脸戏法，真相藏在层层油彩之下。而真正的正统，或许就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夹缝中——那里既有洛阳宫阙的残砖，也有成都茶馆的说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