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宰相的权力暗战， 文治革新背后的生死较量

开元十二年秋夜，宰相张说在政事堂突遭御史台围捕。这位三度拜相的文坛领袖，因“擅引术士”之罪被革职下狱。当狱卒发现他蓬头垢面蜷缩草席时，长安城正掀起新一轮政治清算——这场看似寻常的政争，实为唐朝文吏两大集团二十年较量的终章。

张说的崛起打破唐朝宰相选拔传统。作为武则天时期首位科举状元，他以《策论天下三问》震动朝野，却在开元初年因文武兼备的特殊履历获得玄宗青睐：

这些突破性举措触动保守派利益。当张说提议“科举取士应占铨选七成”时，以宇文融为首的吏僚集团意识到，这场改革将终结门阀子弟的仕途特权。开元政坛的宰相更替，实为不同政治集团的力量消长：

张说任相期间，科举进士在朝官占比从18%骤增至41%。他提拔的张九龄、王维等寒门士子，开始占据三省要职。这种权力格局的巨变，引发另外两派联手反扑。张说的政治生涯历经三次重大挫败，次次关联制度革新：

最具深意的是宇文融的弹劾策略——指使党羽指控张说“私交术士”。这看似荒诞的罪名，实为攻击其推动的“释褐试”改革（允许通过占卜、算术等杂科入仕）。两大集团的较量深刻改变唐朝政治生态：

张说倒台次年，其主持修订的《大唐开元礼》正式颁布。这部涵盖647项礼仪的典章，将科举文官的政治理念固化国家制度。即便李林甫掌权时期，仍沿用其中“宾礼”“军礼”规制。

天宝年间，门阀子弟在朝官占比降至27%，科举进士升至53%。当安禄山叛军攻陷洛阳时，正是张说提拔的封常清、高仙芝等职业将领，为唐朝保住潼关天险。

这位“开元文治之父”的墓志铭仅刻“文昌左相”四字，但其推动的科举取士、专业募兵、典章修撰三大改革，构成盛唐制度文明的根基。后世史家评说：“开元之治，说居其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