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气最大的会试是哪一科？顺治六年己丑科，创下了三个记录

清代科举制度中的文举，共计开设112科，录取的进士人数约达27000人。无论是开科频次，亦或是进士录取规模，均超越此前各朝。然而，值得深入探究的是，在这众多的进士科中，竟无任何一科可与宋仁宗嘉佑二年的科举相媲美，后者以“千年龙虎榜”之名著称于世。

若于112科之中择取“大清首科”，依御史之见，顺治六年己丑科堪称夺目。此科会试所育人才虽非登峰造极，却呈现出三大显著特质。

【一是殿试级别高】

顺治时期，会试共举办八届，各届录取进士人数总体颇为可观。其中，顺治六年己丑科会试录取人数达395名，于各届录取人数中位居次席，仅逊于顺治十二年与雍正八年两次会试（此两届录取人数均为399名）。此现象与彼时特定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大清初定中原，百业待举，全国范围内各省在统一进程中，对官员的需求极为迫切，人才缺口较大。

己丑科殿试的举行，处于特定历史时段。前一年，清王朝完成对两广地区的接管。旋即，吏部向顺治帝奏报，称两广地区自督抚藩臬等高级官员，至道府州县各级官员，出现数百官职空缺。在当时的情形下，短时间内难以寻觅足够合适人选予以补任。

此六人即刚林、祁充格、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与宋权，皆为内三院大学士。顺治帝作此人事布局，蕴含两层深意：

一方面，凭借当朝大儒与名臣的严格甄选，旨在从这批贡士里遴选出具有培养潜力者，进而委以要职；另一方面，此举亦彰显朝廷对科举选拔的高度重视，期望新科进士能够不辱使命，无愧于皇恩浩荡。

自彼时起，清代后续各届殿试的读卷官阵容，均未超越此前规模。其构成通常以两名大学士担任领衔之职，同时搭配协办大学士，或为进士出身的尚书，人数大致维持在三至四人。

【二是朝考后马上换上官服赴任】

自进士科考中式至实际授予官职，其间存在一个较为漫长的流程。自康熙朝以降，常规程序为：科举放榜之后，旋即举行朝考，以此甄别新晋进士中何人可入选为庶吉士。而对于朝考落选的新晋进士，吏部则会进行铨选，进而授予相应官职。

铨选过程通常历时较长。依循既定原则，唯有官缺出现空缺，方可进行掣签。在此流程中，一部分人员会被分派至各部院展开试用，历经这一阶段的实践锻炼后，方获授实职；而另一部分则被外放至各省，由督抚依据实际需求，为其安排具体职务，或担任知县之职，或承担临时性的差遣任务。由此可见，自进士获取功名直至实际授予官职，整个过程至少需时数年。

依据《郎潜纪闻》《啸亭杂录》等史料所载，己丑科获外放之新科进士，于当年六月之前，皆由吏部授以官职，并奉命即刻履职。

在封建王朝的官员任用体系中，存在一种特殊情形，即不经实际履职考察或试用阶段，便直接授予官员实职。此现象仅于顺治一朝有所呈现。自康熙皇帝登基即位，构建起新的官僚选拔任用秩序后，新科进士便不再享有这类授职待遇。

【三是授官起点高】

据史料记载，“时两广甫定，二甲进士均获授参议之职，三甲进士则授知府，且分派至两广等省份候补任用”。然而，御史对此记载持有异议，认为其有夸大之嫌。盖参政（正四品）与参议（从四品），于清初乃布政使下属官员，属地方中高级官职序列，故而“二甲进士皆授参议”这一情形，实难契合实际状况。

在己丑科殿试中，二甲进士共计七十七人。其中，部分人员被遴选为庶吉士或留任京官。而剩余人员中，数量不少于二十人。与此同时，两广地区正副参议之职位，仅有四个空缺。鉴于此，显然无法将这二十人以上的剩余二甲进士皆任命为两广参议。

所谓“三甲授知府”的说法，实乃言过其实。以己丑科为例，该科三甲进士共计315名。即便假定其中100人获外放任职，亦绝无可能皆授知府之职。需知，仅两广地区，府级行政区划总计不过21个，加之其他省份的职位空缺，无论如何，亦难以满足100人之数。

经御史对相关官方文献详加稽考，载有：“顺治己丑年，新晋进士中，有二十余人被即刻委以道府之职，并分发至两广地区。”此说可信度颇高，与两广地区道府实际官职空缺状况较为契合。

自顺治六年起至清末，其间官员任用格局呈现出显著特点。在此期间，能获委任为道府者，即便仅有二十余人，亦堪称极为罕见之特例，且此情形下，往往还会有人获任五品知州，或同知、通判之职。然而，自顺治六年之后直至清朝末年，如此局面便再未重现。

实际上，自康熙中期以降，新科进士所获任职多为知县之位。彼时，国家渐趋安定，在此背景下，不仅官员授职难度持续攀升，正常的晋升提拔亦面临重重阻碍。于清代，据相关研究显示，至少半数知县终其一生，皆难以突破正七品这一行政品级限制。

在清代科举的历史脉络中，顺治六年己丑科会试占据着极为独特的地位。此科会试不仅在诸多历史文献记载中被频繁提及，且因其特殊性，故而被御史以“清代第一科”予以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