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一碑文，只有三句话，却八次提到人民，只能是毛主席的手笔

老覃发布了《“东等不才，剑屦俱奋”，毛主席雄文，抗日出师表，让人血脉贲张》一文，文中讲到，该篇祭文采用了四言古体命笔，洋洋洒洒共56句，无一句不叙事，无一句不抒情，笔力矫健，恣肆磅礴，凡读到如此文字者无不血脉贲张，目眦尽裂。

任弼时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奔赴前线誓死抗日的‘出师表’！”

胡适为死心塌地地追随蒋介石，不遗余力地刻意贬低毛主席的诗词作品，说毛主席的代表作之一《沁园春·雪》还不配称为“薛蟠体”。甚至，他在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谈论毛主席的诗词功力和古文功底时，均认为“不入流”。

但是，毛主席的诗词作品和以四言古体写成的《祭黄帝陵文》已经传颂宇内，成为传世之作，徒显出胡适不过一条狺狺吠之犬罢了。

但在何炳棣跟前，胡适毕竟也说了一句实话：“毛润之的白话文，当属海内第一。”

胡适这么说，是因为毛主席当年主编《湘江评论》时，他一方面参与了供稿，一方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不能打自己的耳光。

话说回来，毛主席的文字功底，包括古文、白话文、诗词，固然了得，而为文者，都忌空洞无物，要使文中有“魂”，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颗至诚的心。

以毛主席为中华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定碑文论，该碑文并不以文才亮眼，却因为用心至诚，碑文只有三句话，却8次提到了“人民”，连续用了3次“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真正的情之所至，动人心魄，同样成为了传世之作，并被誉为“中华第一碑文”。

不得不说，毛主席是真正把人民当成英雄的人，他无数次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开国大典前一天，即1949年9月30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郑重提出：在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设计者在一开始，是打算在纪念碑上雕上洪秀全、林则徐等知名人物，以及毛主席等一批领袖人物的雕像的。

毛主席一口否定，强调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浮雕里不要出现任何一个历史名人或者领袖人物。”

于是，碑上的浮雕里，出现的是全是人民的群雕像，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名人和领袖人物。

1944年9月5日，普通战士张思德在挖窑时不幸遭遇窑洞崩塌，为救出战友白满仓，牺牲了自己，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毛主席听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伤心不已，亲自主持了追悼会，并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

他在带领大家默哀过后，现场作了一场没有发言稿的即席演讲。

这场演讲，被他的秘书胡乔木及其他几位同志做了记录，之后整理成文，成为了又一篇传世之作——《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也彻底成为了共产党人的最基本的办事宗旨。

我国著名的政治家、金融家南汉宸在1947年12月2日讨论我国家法定的货币的名称时，提议为“人民币”。

毛主席当场拍板，马上定下了这个叫法。

1952年，南汉宸主张在第二版人民币上印上毛主席像。

毛主席却批评他说：“人民币是属于人民的，人民币上只能印上人民的影像。”

毛主席在有生之年都反对把自己的头像印上人民币。

至于现在我们用的人民币上有他老人家的像，是始于在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

多少次，毛主席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对着游行的广大群众，一次次地喊出了“人民万岁”。

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人。

1945年，七大会议正在召开，他在台上对我们的军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说：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

建国初期，为了和国际接轨，彭德怀在统帅部做的最重要的一项举措，即实行军衔制，给全军高级将领进行了军衔评定。

这个制度实行了三年，到了1958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将官们的肩上有‘花’（注：指军官肩章上的军衔标志）了，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帮老百姓挑水了。”

于是，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在1965年5月22日通过了取消解放军军衔制的决定。

毛主席在1952年10月底至11月初利用休假时间对黄河进行实地考察时，到了平原省的辖区，因为连日奔波，无比疲倦，但听到平原省委书记潘复生、省长晁哲甫讲到平原省全省干部群众开展“引黄济卫”工程，并说这个工程被命名为“人民胜利渠的水利建设工程”，他马上精神陡振，连连拍手称好，说“‘人民胜利渠’这个名字起得好！我一定要去看看！”

因为“人民”这两个字，他万分重视，说：“人民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以至于那天，因为太过劳累，他竟然在河滩上的一块草地睡倒了。

1958年8月9日，毛主席到山东视察，谭启龙曾就历城县北园农业合作社这个名称征询他老人家的意见，他老人家想也不想地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因为这一句“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就使得全国农村都相继效仿建设人民公社。

可以说，毛主席对人民的爱，真正的爱到了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