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延安“七大”，8个代表团阵容强大，8个团长分别是谁？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这场召开在抗战胜利前夜的会议，几经波折。

换地点、换人员、换时间……

最终来自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的代表齐聚延安，完成了党史上举足轻重的代表会议。

那么这8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团长分别都是谁呢？

他们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才到达延安呢？

曲折的会议召开历程

其实，“七大”的召开动议很早。

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中，就已经在做准备了。

但此时苏区一直在“反围剿”的斗争之中，接着又经历了长征、“西安事变”等一系列事件，因此直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七大都没能成功召开。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国内的革命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共中央又一再提出要召开七大。

因此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相关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

可七大依旧未能成功召开。一方面，当时革命任务繁重，党中央须集中精力指导敌后战争，前线急需人员。

另一方面，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提出了不符合革命形势的主张，党内的领导阶层在此时出现了不小的分歧，召开七大的条件依旧不成熟。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

伟人在会议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分析并预测了抗日战争接下来将会迎来战略相持的新形势，明确提出了要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并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主张，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这次会议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解决了党内领导阶层及与国民党合作问题的分歧矛盾，统一了全党思想，为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会议还通过了决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代表名额分配等一系列事务都做了明确规定。

到了1939年6月14日和7月21日，中央直接让各地开始选代表。

有的地区动作较快，选出代表后就立马奔赴延安，似乎七大的召开就在眼前。

可就在此时革命形势再次反转。

蒋介石消极抗日，并提出要“溶共”“防共”“限共”，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他对侵华日军和伪军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赶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解放区的军事压力骤增，一方面要面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一方面又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召开七大之事再次被耽搁。

好不容易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运动高潮和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封锁计划”，1942年延安又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党内开始进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整风运动”。

到1943年夏，整风运动已由高级干部发展到全党，自然无暇召开大会。

1943年5月，国民党想趁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闪击延安”，我党又被迫进行了与国民党的斗争。

8月1日，中央再次发出了让代表们赶赴延安的指示，后又因故取消。

1944年春，整风运动进入尾声，同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进行召开七大的准备，务必要在7个月内召开预备会，8个月内开大会。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有关七大的一系列章程事宜，正式确定了七大召开的日期和议程。

这场跨越十几年的会议终于召开，但麻烦却也是刚刚开始。

来自全国各地代表团们的“赴延安”之路，其坎坷磨难堪比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

各代表团艰难赶赴延安

首先我们来说说“华中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包括了张鼎丞、刘晓、刘玉堂、韩先楚、傅秋涛等共计113人，团长是当时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

他不仅参加过各项早期革命运动，更是井冈山会师的见证人。

红军长征后，他留在江西苏区，对南方三年的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的指挥领导贡献。

他在接到中央发给他参加七大的电报后，于1943年1月25日就开始动身，踏上去延安的旅途。

陈毅只带了两个警卫员，由于一路上要不断穿过敌人的封锁区，陈毅经常采用急行军的办法，一夜行进一百五六十里。

要知道在之前的战役中他右腿胯骨负过重伤，一路上伤口都在不断发炎，但陈毅忍着疼痛，快速赶赴延安。

1943年底，陈毅来到了河南安阳附近。

这里是敌人的严密封锁区，陈毅一行只得硬着头皮打扮成了过往商人混入人群中，同时这里秘密潜伏的武装人员也随时做好了牺牲自己，掩护陈毅过关的战斗准备。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地穿过了安阳。

接着陈毅一行又穿过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通过第四条铁路封锁线——同蒲铁路，沿着冰天雪地的水晶坡不断攀爬。

一路上经过了数不清的村庄窝铺，山川河流。终于在1944年3月初顺利渡过黄河，看到了延安宝塔。

同陈毅一行一样，代表们大多来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有的甚至来自国外。

每个成功到达的代表都经历了千难万险，辗转曲折，有的甚至没能最终到达延安。

尤其是南方各代表团，他们由于路途遥远必须早早出发。

1939年11月，香港的5名代表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然后辗转至韶关附近与广东省代表会合。

接着代表们就需要徒步翻越黄山，然后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与其他地区代表会合，共计41人。

1940年在代表们快要到达鲁西时，突然遭到了日伪军的埋伏偷袭，八路军和群众们万众一心才帮助代表们脱险。

之后紧急行军越过敌人几道封锁线才涉险进入冀南。

他们在行军途中经常需要一晚上急行军70多公里，许多人因此得了伤病。

好在南方代表团历时一年多，行程5000多公里，终于在12月26日全部安全到达延安。

晋察冀代表团虽然距离延安较近，但也遭遇了不小的危机。

1940年4月，他们出发奔赴延安，尽管一路上小心谨慎，但走到太原时还是被日军发现了。

在日军的疯狂追击下，许多代表团成员不幸牺牲。

“晋察冀代表团”的团长，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彭真。

彭真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和敌占区领导人。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彭真一直出任晋察冀分局（北方局）书记，其手段强硬，政治觉悟高深，在整风运动中充当着主席的左膀右臂，因此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只能给他“打下手”。

在七大会议上，彭真还作了精彩的发言报告，准确总结了我军游击及地下斗争的经验，对接下来的战争形势更是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部署，是治理能力极强的一个人才。

除彭真外晋察冀代表团也是人才济济，有罗瑞卿、邓华、萧克、陈云等共计126人。

都是我党革命进程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细数八大代表团

除了前文提到的“华中代表团”、“晋察冀代表团”外，还有六大代表团我们一一进行说明。

同样路途艰难，损失了不少革命同志的还有“大后方代表团”。

大后方地域最大，包括了蒋管区、沦陷区的两广地区、两湖地区、闽粤边、云南、贵州、江西、四川、港岛等地。

他们距离最远，条件也最艰苦，到达延安的所需时间也最久。

“大后方代表团”的团长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代表团成员有84人，包括李涛、李克农、古大存、邓颖超、帅孟奇、周公、徐特立、董必武等人。

叶剑英是十大元帅里有名的“政工元帅”，无论是各项军政活动，还是剿匪、经济建设、市政改革等都是一把好手！

在七大上叶剑英曾被选为中央委员。建国后更是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各项经济军事工业建设。

“山东代表团”的团长，是115师师长和抗大校长林总。

全面抗战期间，林总指挥了名扬天下的平型关战斗、广阳伏击战。

但因为一场“乌龙”，被阎锡山的哨兵开枪误伤，接着就去往延安和苏联莫斯科治疗休养，没有出现在抗战第一线了。

尽管如此，他在后方的军政工作同样出色，他协助主席在大后方擘画军机，因此广受好评。

在七大委员评选中高居第6位，在十大元帅中仅次于朱老总，远高于其余八位元帅。

山东代表团共64位代表，有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华，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还有李天佑、解方、韦祖珍、邓克明、苏进、张经武、陈光、杨永松、郭洪涛等名将。

“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团长则是129师师长刘伯承。

因为在土地革命时期曾被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因此他也是“国民革命军任命中央党员的第一个军长”。

刘伯承是革命元老，是洛川会议确立的11位军委成员之一（其余10人是主席、朱老总、周、彭、任弼时、张浩、叶、林、贺、徐向前）。

晋冀鲁豫代表团共106人，主席、朱老总、彭总、王稼祥、都属于这个代表团，此外还有陈赓、陈再道、傅钟、陈锡联等一众名将。

“晋绥代表团”的团长，是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

贺老总是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一把手，在抗战中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

其经典战役数不胜数，如雁门关伏击战，挺进冀中、河间齐会战斗、陈庄战斗、晋西北次“扫荡”等。

抗战后期出任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以后，贺老总才逐渐远离了一线。

晋绥代表团的成员，有许光达、乌兰夫、周士第、林枫、张达志、冼恒汉等共计52人。

“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团长，是西北局书记高岗。

高岗在各代表团团长中当属最年轻的了，他是继刘志丹、谢子长以后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始就是因为他和林伯渠带队调研的时候发现了很多问题，才让主席最后下决心发起整风。

陕甘宁代表团是参会最大的代表团，共144人。

成员有林伯渠、谭政、萧劲光、李卓然、李维汉、谢觉哉、阎红彦、关向应、王维舟、吴岱峰等人。

最后介绍中直、军直代表团的团长，也就是中办主任李富春。

他和秘书长任弼时负责大会会务以及相关的筹备工作。

比如七大会场杨家岭大礼堂，就是李富春选定的。

为了保障与会人员安全，李富春和任弼时把警卫团安排到了会场、代表驻地和各个线路上，还在清凉山等制高点派出了防空部队。

除了安全保卫，参会代表的衣食住行也是李富春需要考虑的问题。

原本七大计划开15天，可是代表发言踊跃开了50天，李富春不断地调整预算，总结调度，说是整日里忙得焦头烂额也不为过。

中直、军直代表团的代表人物有赵毅敏、吴烈、范文澜、黄火青等56人。

这次延安“七大”的成功召开，总结了20多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并且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也为接下来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