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拒立太子之谜，宦官擅权背后的“小太宗”真面目

大中十三年秋，长安大明宫紫宸殿内，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率兵闯入灵堂，撕毁了唐宣宗“立夔王李滋为帝”的遗诏。这场血腥的皇位更迭，不仅让“小太宗”的临终布局化为泡影，更揭开晚唐宦官乱政的深层症结——权力中枢的崩塌，始于皇帝对储君之位的刻意悬置。

唐宣宗晚年沉迷道教方术，终因服食丹药暴毙。敦煌出土的《太医署方剂录》显示，其御用术士李元伯所炼丹药含汞量超标十倍。咸通元年洛阳出土的宣宗脉案记载，其临终前全身溃烂，却仍拒绝太医诊治，坚信“丹毒乃飞升前兆”。这种荒诞的执着，导致他错失确立太子的最后时机。

大中五年至十年间，宰相裴休、谏臣魏谟等七次奏请立储，均被驳回。西安碑林藏《宣宗起居注》残卷披露，皇帝曾言：“服丹可延寿千岁，何需早定储副？”直至弥留之际，他才仓促手书传位夔王，却为宦官篡改遗诏埋下祸根。

唐宣宗对皇权的病态掌控，体现在对诸子的差别对待。郓王李漼作为长子，被勒令独居宫外十六年；夔王李滋虽获宠爱，却始终未得名分。洛阳出土的《十六王宅记》证实，其余十子皆圈禁在三百步见方的宅院，每月仅能面圣一次。这种“去长立幼”的意图，因忌惮朝臣反对而终未落实。

为监控百官，宣宗特设“察事厅”，成员包括宰相白敏中、宦官王归长等二十余人。敦煌发现的《处分语》密档显示，该组织五年间罗织罪名弹劾官员四百余次，却无一条涉及储位之争。皇帝对继承人的刻意回避，使得中枢权力逐渐向宦官集团倾斜。

神策军体系的畸形膨胀，为政变提供武力支撑。据《新唐书·兵志》统计，大中末年神策军达十五万人，是南衙禁军的三倍。宦官王宗实兼任左神策中尉与观军容使，掌控长安七成武备。而宣宗所谓“抑宦”举措，仅限于裁撤无关紧要的内诸司使，始终未触动军权根本。

河北出土的《王宗实墓志》揭露政变细节：其亲信亓元把守玄武门，三万神策军连夜控制皇城。这场“不流血的夺权”暴露出晚唐权力结构的致命缺陷——当皇帝拒绝建立法理继承秩序，枪杆子便成为唯一的权力背书。

宣宗朝被赞誉的“大中之治”，实为牛李党争后的短暂平静。全唐诗收录的《大中六年科场案》显示，当年进士及第者中，牛党子弟占比高达七成。所谓“明察秋毫”的君主，却放任宰相令狐綯卖官鬻爵。会昌年间李德裕裁撤的冗官，在大中末年反弹式增长三成。

更具讽刺的是，宣宗临终托孤的三位宦官，皆为其亲手提拔。马公儒掌管内库时盗卖官绢五万匹，王居方私占皇庄三十顷的罪证，早已记录在察事厅密档，却始终未受惩处。这种选择性反腐，暴露其权术治国的本质。

当王宗实将李漼推上皇位时，大明宫丹墀上的斑斑血迹，早已写就“小太宗”的历史判词——一个沉溺权术、拒立太子的君主，纵然赢得士大夫的颂扬，终究为帝国崩塌按下加速键。所谓“大中暂治”，不过是风暴来临前的脆弱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