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刚刚出版的由川观新闻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余位考古专家共同撰写的《三星堆对话古遗址》一书中，出现了多处逻辑混乱、有违公众普遍认知的论述。
尤其在二里头遗址与殷墟安阳遗址章节，体现了当下三星堆考古中存在诸多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以下摘录本书内容为例：
三星堆牙璋VS中原牙璋
书中原文：“从外观上看，三星堆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整体上相似度极高，均体量大、龙形化。虽然三星堆牙璋的祭祀坑已是商代晚期，年代比二里头时期晚了数百年，彼时中原地区已不流行牙璋，但三星堆仍然将这种来自二里头的上层礼制延续了下来”。
翔子史前推理师按：
1. 三星堆掩埋坑即使是商代晚期，并不代表三星堆牙璋是商代晚期，并不代表制造时间比二里头晚；
2. 三星堆遗址起始时间距今4800年左右，二里头遗址起始时间距今3800年，三星堆比二里头早1000年，这才是观察两个遗址的客观全貌；
3.玉璋是众多文献记载的华夏帝王礼器，二里头玉璋不足5件，与三星堆同时期的“殷墟”安阳仅有1件，而三星堆40多件，结果是不是一目了然？
尊罍爵是最华夏先祖最高礼器吗？
书中原文：“多年以前，三星堆和千里之外的殷墟已经存在文化交流。2021年3月，三星堆祭祀区开启新一轮考古发掘，包括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雷兴山等在内的多位专家在采访中均表示，从器物形制上看，三星堆青铜器中的大量礼器造型，多是以商青铜礼器为原型融入本土文化加以改造来的，并且具有中原青铜器常见的兽面纹、云纹、 裹纹等纹饰。尤其作为国之重器的尊和罍，很显然是来源于中原的殷商文化”。
翔子史前推理师按：
1. 一直以来，史学界的观点不都是蜀地是“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蛮夷”之地，什么时候起开始“千里交流”了？既然能交流，为什么三星堆的先进冶铜技术和青铜龟背网格器、黄金权杖、黄钺、龙凤袍等等华夏高级礼器没有被交流到同时期存在的殷墟呢？这是不是恰恰说明三星堆才是汇集各地供器的高等级中心呢？
2.如果三星堆的与殷墟的一些尊罍等生活用具存在相似性，也只能说明两者相关，怎么能够论断出谁先谁后，谁来源于谁。再者，这些尊罍在中原被视为“国之重器”，但在三星堆，这些都只是作为配件出现，甚至出现在生活场景中，而不是类似三星堆大立人、神树等等专门的礼器。
“大都无城”自相矛盾
书中原文：“殷墟作为都城一直是商王朝疆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中心，其他方国诸侯没有一个能与之抗衡，无须修建工程浩大的城墙来保护自已。大都无城，也体现了古代王者“天子守在四夷”的气度。”
翔子史前推理师按：这段就是著名的“大都无城”理论，这个为二里头与殷墟“没有发现城墙”而量身打造的理论不值得一驳。但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三星堆存在距今约4100年、3600年的城墙遗址，而这两个时间段恰恰正是中华断代的夏、商起始的时间，是不是很巧？
笔者近闻二里头可能发现城墙痕迹，问题来了，如果真发现二里头有城墙，那二里头还算“大都”吗？
三星堆对中原是尊崇还是藐视？
书中原文：“殷墟的青铜尊纹饰显然更加精美，非三星堆同类器物所及。殷墟和三星堆年代接近。专家认为，两地出现器物造型的相同，可能是三星堆接受了殷墟的礼制文化，但只选择了其中的尊和罍两种器物作为了国之重器的代表。尊和罍在三星堆的地位，从顶尊跪坐人像中可见一斑。但因为三星堆的青铜铸造工艺还不及殷墟，因此精美程度也有所不同。”
翔子史前推理师按：何为精美暂且不说，就说说逻辑。如果按照这位专家作者的描述，“殷墟青铜更加精美”，那不是更说明三星堆比殷墟制造时间更早吗？也就是“精美”的殷墟更可能是借鉴和传承了“粗糙”的三星堆。
这里要特别提一件事，上文提到“专家认为，两地出现器物造型的相同，可能是三星堆接受了殷墟的礼制文化，但只选择了其中的尊和罍两种器物作为了国之重器的代表。尊和罍在三星堆的地位，从顶尊跪坐人像中可见一斑。”
这段话还真有出处。三星堆博物馆某馆长在接受《新京报》媒体采访时就曾说：“三星堆出土的顶尊人像，尊是一种礼器，它顶在头上，代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核心是认同中原文化的”。另外，四川省内某高校考古学术权威在媒体上也有相似论断：“有一件跪坐在祭坛中央的小铜人像，身后也背负着一件青铜罍，其象征意义十分明显，很可能代表着将装盛有最为贵重的祭品(如祭酒、祭肉、玉器、海贝等)的礼器置于整个祭坛的中心。这些现象都显示出三星堆先民对于青铜尊、青铜罍这类中原青铜文明中最具礼仪性质的“国之重器”的高度尊崇之情。”
翔子史前推理师按：这是一道送分的逻辑题。同样在三星堆博物馆里，还有把尊罍踩在脚下的人像，问题来了，如果三星堆权威研究专家认为把尊顶在头上是对中原的尊崇，那么把尊踩在脚下的又该如何解读呢？
翔子史前推理师
翔子史前推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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