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神农氏，是中国植物学与医药学的象征性起点。《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以茶解之。”虽属传说，但反映出早期人类通过“尝与辨”的方式建立起对草木性味的认知体系。《神农本草经》作为后世本草之祖，成书于东汉末年，虽然未明确记载“茶油”，但书中列有“荼叶”“胡麻”“油桐子”等条目，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某些植物种子可以榨取油脂，用于食疗与养生。《神农本草经·中品》云：“胡麻味甘平，久服轻身不老。”这是现存最早关于植物油具有“养生”功效的记述，为后世“油养之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嵇含的这段记述，也标志着油茶植物第一次从民间经验进入了书面科学体系。《南方草木状》成书于晋永嘉年间，汇集岭南植物三百余种，是中国最早的地域性植物志。其“可榨油”之语，意味着当时岭南地区已有初步榨油技术，或以石碾、木榨提取油脂。由此，油茶从一种自然植物变成了“可利用的物种”，进入文明的经济结构。
唐代是植物油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新修本草》（公元659年）由唐高宗敕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颁行的药典。其中载：“茶子油，可明目、疗疮。”这是油茶首次被纳入国家本草体系，成为药物正式品类。此记载表明油茶不仅可食，更具医用价值。油的“明目、疗疮”之效，与其润燥、解毒、杀菌特性密切相关，也反映出古人通过经验积累对其药理作用的精准观察。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前代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科学归类，把“茶子”列入“木部”，并写道：“茶子味甘平，无毒。榨油煎食，明目疗疮，去风。”李时珍首次明确指出“茶子榨油煎食”，不仅确定了山茶油的食药双重属性，还将其与橄榄油、芝麻油并列，纳入“平和之品”。在这一刻，山茶油从民间经验彻底进入了经典医学体系，成为“药食同源”的代表。
李时珍的记录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标志着油茶作为药食兼用植物的定名与定性，也体现了明代自然科学思维的成熟。李时珍在分析茶油性味时采用“平甘无毒”的标准，表明他已认识到其对人体的温和调养作用。这种“以油养生”的理念，在当代营养学中仍被视为科学合理。
纵观古代文献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油茶从传说到科学的演进过程：神农氏时代——以“百草之油”认知含油植物；晋代嵇含——以“茶树可榨油”确立油茶实物记载；唐宋本草——以“茶子油可疗疮”确立药用价值；明代李时珍——以“榨油煎食”确立食疗地位。
山茶油的文献史，实质上是一部中国植物文化的认知史。它证明了中国人最早理解“油”并非来自动物脂肪，而是来自草木之精；也说明在文明早期，人们就已懂得从自然中提取温和而持久的滋养力量。油茶油的出现，是人类选择“柔性健康”的结果——它让中国文明在世界油文化中独立成系，形成一条由神话—本草—医典—生活延续而成的时间之线。
正如李时珍所言：“茶子之油，明而不浊，润而不腻，味淡而香，久食不厌。”这不仅是对山茶油物性的描述，更是一种文明的宣言：真正的滋养，不在丰腴，而在平和；真正的明亮，不在烈火，而在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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