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领导大部分是主席的人，他们是什么结局？

“我死也不会离开部队的，我要跟大部队共进退！”“我要去前线跟那帮子人拼到底，老子不要当缩头乌龟！”“为什么要让我们躲在后面当逃兵，我们也能上阵杀敌！”

看着屋外拥成一团却脸上带有不甘的士兵，陈毅脸上闪过一丝苦笑，随后正了正神色说道:“将士们，你们都是好样的。组织做出决定并不是让我们当逃兵，而是为了让我们配合大部队，去更大限度的限制蒋介石的军队。这是组织交给我们的艰巨任务，难道你们没有信心去完成吗？”听得此言，屋外刚才还嚷做一团的士兵立刻露出一副不会让组织失望的神情，仿佛在说“保证完成任务！”眼前站立的士兵又回想起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是不得不将数位将士留在中央苏区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做出“长征”这一冒险却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定？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导致中央苏区的数位将士被迫留守，不得跟大部队共进退？冒险的决定在经历过北伐战争后，蒋介石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他由一个地方性的割据王者成长为了全国性的政治人物，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在他看来，既然自己身为全国性的领袖，那么就应该让全国共遵一个政党，“非我党内，其心必异”。所以，尽管此时的中国已经面临外部敌人大举入侵的生存环境，但蒋介石仍要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行动方针，将共产党从中国版图上彻底铲除。眼看此时共产党的新生革命政权尚未平稳，如同处在摇篮中尚未成熟的幼童，于是蒋介石毅然决然的对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央苏区发动了围剿斗争。

时间回到1930年，共产党攻陷长沙，湘、赣、鄂、粤各省的情况汇报如纸片一般纷至沓来，蒋介石对此忧心忡忡。为了防止战争局面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没有丝毫犹豫的从中原大战前线赶赴汉口，并召集一众精锐紧急召开了湘鄂赣会议。此会议主要是针对“剿共”做了初步的方针规划，并确定了相关事宜。会议结束后，蒋介石马不停蹄地赶往南昌，并亲自召开会议，对“剿共”计划做出进一步的指示。到了1930年底，蒋介石正式将“剿共”行动付诸实际。他浩浩荡荡地指挥十万军队向共产党的根据地开拔，正式的打响了围剿的第一枪。

而红军方面对此也丝毫不含糊，面对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红军高层也立刻作出指示，召开了反围剿誓师大会。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向众人讲述了国民党军队的优劣之处，并制定出游击运动的方针，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逐个击破的战略方法。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国民党的进攻可谓是未占得丝毫便宜，反而损失惨重。在此期间，红军仅用短短数天便接连取的两次胜利。最终，第一次反围剿，以国民党灰头土脸、共产党首战告捷而画上句号。但蒋介石并不是一个甘于失败的人，于是在1931年5月，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剿匪总司令，并增派至二十万军队，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尽管相对于第一次围剿，第二次的国民党有了长足的进步，不再急于求成，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但其薄弱之处仍然被敏锐的毛泽东捕捉到，并乘胜追击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听到此消息的蒋介石怒火中烧，在他眼中宛如新生儿一般的共产党政权，却使得其两次无功而返。于是蒋介石亲自操刀指挥了第三次，第四次的围剿斗争。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蒋介石亲自出手也不具备轻易摧毁中央苏区的能力。有了毛泽东、朱德的加持，共产党对于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也是大获全胜。

在朱毛的部署下，整个中央苏区宛如铜墙铁壁一般，将整个国民党军队阻挡在外，不得前进分毫。经历了四次围剿斗争的红军暂且不说将士上极少的伤亡，就从士气上来说，随着胜利次数的累加革命斗争的精气也愈发充足，整个中央苏区呈现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时间来到了1933年，此时的中国面临日军大举入侵东北的局面，但丧心病狂的蒋介石并没有对此有过多的关注，而是一心一意的想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1933年5月，蒋介石再一次组织了进攻规模更大的第五次围剿。这次的蒋介石决心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致力于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全面封锁。而共产党在1933年前后，中央苏区的控制权逐渐向“左”倾领导人靠拢，这也就导致了指挥过前几次反围剿斗争的毛泽东、朱德等人被边缘化，其战术也未被采纳。面对气势汹汹的五十万国民党士兵，深受左倾主义影响的博古等人采取了错误的战术方针。可能是前几次的胜利给了博古盲目的自信，错误的认为十万余人的红军队伍可以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硬碰硬。

这也最终导致中央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十多万红军对伍，一场战役下来便损失伤亡近两万人，这比前几次反围剿斗争加起来的伤亡都要大上数倍不止。面对此等危险的局面，红军只得选择了一条充满艰险与曲折的道路——长征。1934年10月，无数战士不得不流着血与泪放弃自己经营了数年的根据地，开始向陕甘地区进行战略转移。

大致的转移基调确定了，一个新的问题也摆在了红军的眼前。大部队转移了，那么中央苏区怎么办？要留什么人驻守当地？毕竟是经营了数年的根据地，中央苏区很可能成为再一次点燃革命斗争的篝火，所以留守之人必须信得过，并且有充足的斗争经验。留守之人的决定共产党组织经过多方考虑，最终决定了两条基本方针。首先，战争中的伤员务必留下。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博古等人的拼命方针，红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受伤的士兵也是不计其数。长征的旅途艰险，且未知的变数很多，不适宜让伤员协同。

其次，与博古等人意见不符的人也被留下。这是什么原因？原来，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指挥，博古和李德二人已经难以服众。虽然二人仍然是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但二人在领导团体中纸上谈兵的行为已经惹得数人不满。为了将红军长征队伍中反对自己的声音降到最低，博古与李德二人商议，将反对左倾路线最坚决的人通通留在中央苏区。名义上是为了留守苏区等待反攻，实则是想让反对的人远离统治核心，边缘化处理。

而在反对博古左倾路线的人中，以毛泽东等人最为坚决。因此，毛泽东被博古多次提议留在中央苏区。然而在周恩来等人的多方运作下，博古的这一想法最终破产。但与毛泽东有密切来往的陈毅、毛泽覃、何叔衡等人还是被留在了中央苏区。被留下来驻守的他们并没有无所事事，他们所要面临的蒋介石是大军压境，他们尽自己所能给了红军大部队一个走出根据地的机会。为了掩护红军主力的转移，留守在中央苏区的共产党领导紧急召开会议，针对如何帮助红军主力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猎。最终，中央决定成立两个新的部门——苏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以应对随时出现的问题。

在分析了当前局势之后，陈毅等人发现现在的中央苏区兵力稀缺，且战斗力较为低下，不适宜与国民党精锐硬碰硬。因此，在综合利弊之后中央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以小分队的形式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斗争，蚕食敌军有生力量。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于悬殊，因此游击小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扰乱敌人的作战计划，制造混乱以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并适时的在敌军后方帮助红军主力进行反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中央苏区的有生力量还是在不断减少，且缺乏新鲜血液的补充。于是，陈毅、项英等领导层人员在根据地宣传共产党理念，开展了著名的“扩红运动”。

他们通过机关报纸、广播喇叭对共产主义加以阐释，通过宣传使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进来，扩大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在此期间，数以万计的青年踊跃报名，很快便达到了上级制定的指标。听到人数够了，许多青年垂头丧气的站在报名点不肯离去。缠着、吵着要负责招兵的共产党把名字写上去。更有甚者，年近六旬也想要参加红军，为守护这片土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如此庞大的群众基础的支持下，游击队的人员问题得以解决，也正是有了如此为国为民的一群人，红军主力得以摆脱国民党的追捕，一路向西开启长征之路。

可以说，留守中央苏区的战士们凭借少数力量成功的将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骗”的团团转，在使其不堪其扰的同时也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争取到了大量的时间。壮烈的结局驻守在中央苏区的游击队这一守便是三年，三年时间他们经历过风霜、斗争过暴雨，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前赴后继，为根据地的存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样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37年，经过数年的战争洗礼，中国的局势已经变得颇为凶险。为了整合军事力量一致对外，国共签署了合作条约。而中央苏区的游击队也迎来了合编，与南方八省的红军共称为新四军，顶着这一称号游击队昂首挺胸的迈入了抗日战场。

然而在此之前，数位中央苏区身先士卒的领导人却无法看到这团结的一幕了。就拿革命元老何叔衡来说，在国共握手言和之前何叔衡已经接近六十岁，可谓是看着中国共产党一步步成长至今。他的辈分在共产党中毋庸置疑，他本可以就此光荣身退，在一众共产党员的掩护下平安抵达其他根据地。可这显然不是何叔衡的本愿，他不忍心看着一个个年轻的战士为了照顾自己而身中数枪倒在血泊之中，也不愿意这些年轻的生命如此廉价的离世。

所以他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自己生还的可能性，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用自己的牺牲掩护了新一代青年的成长。而烈士瞿秋白也是为了抗战光荣牺牲，最终在罗汉岭从容就义。在游击队期间，他身患重病却并不停歇，在数个队伍中都可以看到其活跃的身影。最终，在上级的坚持下，被病痛折磨的不成人样的翟秋白终于同意去上海接受治疗。但却在去上海的途中被敌军发现，最终英勇就义。

驻守在中央苏区的一位又一位勇士葬身于枪林弹雨，他们怀抱着对新中国生的希望砥砺前行。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存活于世的领导者就陈毅一人。

留守在苏区的将士们用他们一年又一年的坚守，谱写出动人的乐章。用他们的鲜血，换来了黑暗中的第一缕曙光。虽然他们没有在长征中留下名字，但烈士的笔记上留有他们浓厚的墨彩。

尽管他们没有追随大部队的脚步投入到长征的路途中去，但他们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艰辛历程，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成功会师”。历史会铭记他们的功绩，新中国会宣告他们身份，他们永远是我们前进路上的明灯，永远是我们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