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历史:社会与人口,刘宋仅400多万人
南北朝社会的人口很复杂,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层:名门豪族的世族;自耕农、新民等从事农工商的编户齐民;属于部曲、佃客、衣食客、门生旧故等依附世族的依附人,受政府控管的杂户、百工户、兵户与营户也是依附人;最后是奴婢、生口、隶户及被俘掳迁移的城民,这些都属于奴隶。
魏晋南北朝是世族政治时期,虽然北方豪族的地位与权力逊于南朝,但也居于极高的地位。世族控制的人口有部曲、佃客与奴隶,不经“自赎”或“放遣”,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部曲主要用于作战,由于战事减少所以也参于生产活动。由于南朝大家族制的衰亡使得部曲逐渐受国家控制。佃客的来源有政府依官品赐给与私自招诱。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或是流民,他们是地主的私产,因而可以抵押或买卖。为了防止逃亡,奴隶都被“黥面”。奴隶可以经由“糜喃为客”、“发奴为兵”等方式转化为地主的佃客和国家的士兵。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他们对朝廷负担租调、杂税、徭役以及兵役,这些都使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沦为世族的部曲和佃客。南北朝实行三国以来的世兵制,兵户世代当兵,平时还需要交纳租调。由于手工业者很缺,故官府对杂户或百工户的控制极严,百工户从民间征调到官府作坊后,与配到作坊里的刑徒为伍,终年劳作,世代相袭。如果贵族、官僚私占百工户往往受到惩治。在北朝还有新民和城民。新民是北魏道武帝为了充实国力,大规模迁徙各族人民或工匠至首都地区的人民,计口授田。城民是被征服、被迁移的人民,被配置在各州内,身份如同奴隶。城民民族复杂,分布广大。
南方约在晋末宋初由大家庭制转化为小家庭,在同一家族不同职业的十家就有七八家之多,互相漠视。这是因为宗族发展后各家庭亲疏贫富不同,若无共同外患就容易分离;朝廷课税方式对大家族制无益而导致的。而北方面对异族,需要团结合作,仍然保持大家族制。通过参与胡人政权的机会,逐渐将中国传统文化及典章制度灌输给异族。但是也有留下一些不良风俗,例如财婚的盛行。
南北朝时,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由互相冲突演化成文化的整合或汉化,形成胡汉融合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的过程中不断汉化,而中原世族为了逃避战乱则纷纷举家南迁,促进汉族与南方民族的接触与融合。所以隋唐时期的汉族已非秦汉时期的汉族,而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以原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融合而成的新汉族。永嘉之乱使得大量北方汉人南下江南,东晋初期先设立侨州郡县的方式安抚这些北方流民(侨居白籍),并且给予低税优惠。但是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于是在东晋中后期实施“土断”,让北方侨民就地入籍(在地黄籍),与当地人民共同负担国家赋役。南朝时期实行5次土断,以413年刘宋刘裕进行的义熙土断成效最为显著。这导致南朝境内的侨居州县陆续消失。永嘉之乱使得北方汉族南迁,但仍有部分滞留在北方与游牧民族相处。由于胡族缺乏统治中国的经验,所以重用汉人世族治理国家,这引起双方的文化采借,久之形成文化融合。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族君主与汉人世族的合作,最后使部分中原胡人转化成汉人;北魏孝文帝时期推动汉化运动,融合鲜卑皇族与汉人世族;西魏宇文泰采用苏绰建议,建立关中本位政策,这些都融合了胡汉民族。然而融合的过程难免会产生思想冲突、政治斗争或种族冲突。例如北魏太武帝因修国史事件灭重臣崔浩一族,牵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与河东柳氏,皆灭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使得洛阳鲜卑贵族与六镇鲜卑贵族产生矛盾,并发生鲜卑化运动以反抗汉文化,最后引发六镇之乱。主要以六镇鲜卑人与胡化汉人为主的东魏北齐,保持尚武精神,提倡鲜卑文化、西胡化,极力排斥汉文化。最后由具备胡汉融合文化的北周与替代之的汉化政权隋朝攻灭政治与经济混乱的北齐与南陈,建立具开创性、“天下一家”性质的隋唐帝国。
魏晋南北朝户口流动表年代户数口数备注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3,770,000户约18,850,000人此为晋朝户口最多时期。刘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906,874户4,685,501人南梁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年)不详约11,000,000人南梁梁武帝太清三年(548年)不详约12,000,000人南陈陈宣帝太建九年(577年)600,000户2,400,000人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5,000,000户30,000,000人《文献通考》说“此时户口最盛,比晋太康倍而余”。北魏于尔朱荣乱后,分裂成东魏、西魏时(534年)3,375,368户未详北齐幼主承光元年(577年)3,032,528户20,006,880人北周静帝大定年间(581年)4,622,528户29,016,484人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7,000,000户约40,000,000人注:本表数据仅比较差异,实际上的户口数会比较高。这是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数据受到部曲、军户或是战乱等因素使得有隐瞒或不列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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