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参与杀人比赛的至少有四人，当时甚至有日军杀人祭马

众所周知，日寇在攻陷南京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据红十字会在战后统计，其整体掩埋者达到18万人，零星掩埋者也有16万人。而在战事进行时，有两个著名的军曹向井敏明、野田毅开展了一场杀人比赛，连军刀都砍坏了。

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攻陷南京前夕，命令谷寿夫、牛岛满、中岛、末松四个师团长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日寇的“武威”就是屠杀平民，他们要用法西斯暴力来压服中国人民。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分三路包围南京。其中从芜湖方向来的数百日军骑兵队一路扫荡，奸淫掳掠，经双闸乡逼近棉花堤。中国军队抵挡一阵后开始后撤。

日军在棉花堤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居民进行了血腥屠杀。一时间棉花堤尸横遍野。

日军的两匹军马拴在当地居民郭光贵家（现雨花钢窗厂内）的屋角，被流弹打死了，日军硬逼着街上的方斗斗、熊顺尧、邓银苟、高来生等老人把马抬进郭光贵家后院，逼他们挖坑葬马。在此同时，他们又从附近居民家中抢来了几床棉被，抓来了木匠宋士波，迫令宋士波做了两块有门头高，一尺宽的木牌位。用日文写上什么军马之墓。随后日军用刺刀逼令九人用棉被把马包裹好，放进已经电了棉被的土坑里，培上土，插上排位，像安葬什么达官贵人一样做了两个大马坟。这几人本来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不料日寇竟惨无人道地将九人的头砍了下来，一字儿排在马坟前，用以祭马。

日军的残暴行径，就连松井石根也不得不表示：日军“士兵之暴行，使皇威一举扫地。”

杀人军刀

在国军历史博物馆里，静静地躺着一把无名“妖刀”。这把刀的刀镡上刻着“南京之役殺107人”，似乎在诉说着当年的战争暴行和国人的悲惨遭遇。

侵略者在华夏大地上犯下的罪行，烧杀抢掠，强掳民女，他们的行为让人无法容忍，仿佛一群未受教化的野兽。这些罪行让这把沾染着我国国人鲜血的“魔刀”更加的神秘和沉重。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出现了一场令人发指的“百人斩”比赛，由两名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发起，比赛的目的就是看谁能先杀够100人，这种残忍行为完全超越了人类的底线，违反了道德和伦理，最终比赛结果是以两人分别杀了106和105人结束。

日军围城，南京城陷入困境，南京的人民成为了被“人”随意宰割的对象，日寇将整座南京城当作他们的“天堂”。

在短短的40多天的时间里，南京城的三十余万无辜百姓遭受了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被强行聚集，无处可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胞们被机枪扫射，连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放过。更有甚者，他们被残忍地肢解，暴行之惨烈令人发指。这种罪恶行径，即使经过长江之水的冲刷，也无法消磨其罪恶。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曾用大标题报道这场杀人竞赛实况：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标题为“刀劈百人斩超记录，向井106—野田105，两少尉更作延长战”。“如所周知，相约攻到南京为止，作罕见的‘刀劈百人竞赛’的片桐部队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10日，在紫金山攻略战的匆忙混乱之际，作出了106对105的记录。10日正午，两位少尉终于并非吹牛地各提着砍缺了口的日本刀，碰到了一起。野田：喂！大爷我砍掉105啦！你小子成绩如何？向井：老子是106喔！两少尉哈哈大笑。但还是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候谁先劈到了一百个，只有付诸不问。结果同意不分胜负；同时立即决定，更自11日开始，杀到150人的目标为止。”

两人在日本报刊上高举长刀，傲然挺立，双手紧握刀柄，笔直站立，似乎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然而，在比赛的另一边，一个名叫田中军吉的日本人默默地从中华门砍到水西门，一路斩杀了三百多名无辜的百姓。

这三位曾经被认为是“军国主义具现化”的杀戮机器，在日本投降后的军事审判中，他们过去引以为傲的战绩都成为了他们杀人放火的铁证。

在法庭上，那些昔日威风凛凛的杀人军官，在杀害平民时还在嘲笑他们的软弱，然而当死刑判决下来时，他们却感到毛骨悚然，连站都站不稳了。

然而，上世纪末，中国的一支纪录片摄制组在收集素材时，偶然发现了第四把“百人斩”日寇的佩刀。

摄制组暂时将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的拍摄搁置，全心全意寻找第四位“百人斩”的始作俑者。这一找，持续了整整二十余年。终于找到了那个制造“百人斩”惨案的人，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南京大屠杀“百人斩”事件，是我们中华民族心中永远的伤痕。

国军历史博物馆

1995年，临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日子，记者吴建宁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决定收集相关素材。于是，他前往台湾的“国军历史博物馆”参观。因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蒋介石当政，所以相关文献物品几乎都在蒋介石败退台湾时被搬到了这里。

吴建宁在文物馆内拍摄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使用的物品，偶然发现一个玻璃柜台上的日式指挥刀，刀镡处刻有一串小字。他调转镜头，仔细观察，目光从刀尖一直扫向刀柄。

看到“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字眼，吴建宁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清晰地记得，我国记录的“百人斩”名单中，只有三个日本军官，而他们的屠杀人数与眼前这把刀所记录的数字并不相符。这表明，这极有可能是被忽略的第四位“百人斩”使用的武器。

吴建宁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这把刀，它身上斑驳的血迹以及在微弱灯光下反射出的白光，都让他感到一股深深的诡异和恐惧。他早已忘记了筹集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的材料，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南京人，他心中的疑惑和冲动，让他迫切地想要知道这把刀的主人是谁。

经过多次尝试，他联系了文物馆相关人员，得知这把刀是由名为魏炳文的前国民党副军长的子孙在1985年为完成老人遗愿捐赠的。

然而，魏炳文在1971年就已经去世，在那个时代，想要找到他的后代极其困难。吴建宁决定先回到大陆寻找其他线索。他返回后，决定寻找南京大屠杀方面的专家，于是他找到了名叫高兴祖的会长。吴建宁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高兴祖听到后也非常感兴趣。他说：“我记得前几年有一张报纸报道过一把杀了107人的刀，因为那篇文章占据了报纸相当大的篇幅，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作者叫余鸿成，他能够如此详尽地描述，想必一定有更详细的文献可供参考。”

吴建宁在得到帮助后，立刻开始联系余鸿成。考虑到余老的身体状况，他选择通过信件进行沟通。在收到吴建宁的来信后，余老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

然而，对于这柄刀的主人，余鸿成并不知情。他是一名抗战老兵，在清理敌军装备时偶然发现了这把刀。在上交之后，这把刀便流转到了国民党副军长魏炳文手中。

面对挫折，吴建宁并未放弃，反而更加燃起了他的探索欲望。他积极在台北寻找魏炳文亲属的信息，最终在1997年成功联系到了魏炳文的儿子魏炳超。魏炳超表示，这把刀是由魏炳文的小儿子魏亮一直保管的，后来吴建宁找到了魏亮，魏亮说这把刀之前有日本的买家愿意出价100万美刀收购。尽管受到父亲遗愿和母亲看法的影响，魏亮并未出售此刀，因为母亲认为刀自古以来就是“沙场煞器”，不宜买卖，否则会有不吉利的预兆。

1985年，魏母去世。临终前她交代道：“一定要将这把刀捐赠出去，这把意义非凡的刀，不属于我们家，它承载了国家的血和泪，它是属于国家的。”

杀人军刀‍

虽然魏亮并不知道这柄刀的主人是谁，但他为了揭示真相，还原历史，仍在努力调查此事，尤其是那些因这把刀而死的冤魂。

应该记住这位“杀人如麻”的日本人，并为他的英勇行为感到哀悼。他曾把这一消息传递给了国内的其他媒体，动员他们一起调查此事。

尽管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曾经意气风发的吴建宁依然坚持不懈，与多家媒体一同继续对这柄刀进行探索。

在2017年金秋时节，吴建宁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一位对南京大屠杀研究颇深的学者向他透露了一条重要线索。他在参观国军历史文物馆时，无意间发现了那把承载历史的刀。基于对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这位学者开始对可能的日本军官进行一一调查，经过层层筛选，他最终锁定了只有一位日本军官——在南京大屠杀中担任队长的马见冢八藏。“107个。”他甚至将这个数字刻在了自己的刀柄上，他没想到这将成为指认他的恶行的最有力证据。他曾是那个时代的唯一人选，符合所有条件。但历史的调查揭示，日本投降后，他并未在国际法庭受到制裁。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南京大屠杀一役未查出第四位“百人斩”的日本人，他得以从天津收容所释放，回到日本鹿儿岛。在他离世后，甚至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在“百人斩竞赛”中的第四人，因为年代久远，许多罪证都无从考证，他也因此逃脱了审判。但不管是南京“百人斩竞赛”的刽子手，亦或是参与过侵华战争的日军，都没有资格继续自欺欺人，日本在南京犯下的滔天之罪，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就被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