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死刑”变“最长痛苦”？美国死囚被执行死刑时，3枪未致命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该篇文章结尾

2025年4月11日晚，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监狱的死刑室里，一场本应“快速无痛”的处决却变成了人间惨剧。

42岁的死囚马赫迪被绑在特制的木椅上，白色头套遮住了半张脸，心脏位置贴着一个醒目的红色靶心，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行刑方式，他以为行刑队的三颗子弹会让他在10秒内毫无痛苦地死去。

三声脆响过后，现场目击者看到他的身体剧烈抽搐，手臂不受控制地扬起，紧接着传来压抑的惨叫。透过防弹玻璃，人们清楚地听到他急促的喘息声，像破旧的风箱在抽动，整整四分钟后，医生才上前确认死亡。

“最快死刑”为何成了“最长痛苦”？

马赫迪的律师大卫·韦斯认为那是他永生难忘的夜晚。因为作为在场证人，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当事人在枪响后身体猛地绷紧，喉间发出类似动物般的呜咽。

“前30秒他还在呻吟，能听到吸气时那种嘶嘶的声音，像是肺里进了水。”韦斯在事后接受《卫报》采访时回忆，“一分钟后呼吸变得断断续续，带着泡泡音，直到第四分钟才彻底安静。”这些细节被完整记录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文件里，连同独立尸检报告共同勾勒出这场失败处决的残酷画面。

根据官方流程，行刑队由三名经过特训的神枪手组成，每人配备一把.30-06步枪，子弹需精准射向心脏位置。但尸检显示，三颗子弹中两颗从同一位置进入腹部上方，穿透肝脏和胰腺，但第三颗子弹不知所踪，至少在遗体表面只发现两处明显弹孔

病理学家乔纳森·阿登在报告中指出，子弹偏离心脏约10厘米，导致马赫迪经历了“空气饥饿”的窒息感：破碎的肋骨扎进肺部，肝脏破裂引发的剧痛让他无法正常呼吸，身体在缺氧状态下持续抽搐。“这种痛苦相当于被人用刀慢慢剖开腹腔，同时肺部还在不断渗血。”阿登在接受CNN采访时罕见地使用了感性描述，“他的神经系统在持续传递痛觉，直到失血过多才逐渐昏迷。”

但更让人震惊的是州惩教署的回应，发言人克里斯蒂·谢恩轻描淡写地表示“两发子弹同孔是训练中常见情况”，但拒绝解释为何三颗子弹最终只形成两处伤口，也未提供靶心位置的关键证据。

马赫迪团队发现，官方尸检报告仅有短短三页，没有X光片、伤口特写照片，甚至没检查衣物上的弹孔与靶心是否对齐。“他们连最基本的弹道分析都没做，”韦斯愤怒地向《纽约时报》展示自己拍摄的现场照片，“我当时就注意到靶心贴得太低，几乎快到肚脐上方了，这根本不是心脏的位置。”

从“恶魔”到“被抛弃的孩子”

如果你还觉得在同情这个死囚，不妨先了解一下这场争议背后，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故事。

2004年，21岁的马赫迪在南卡罗来纳州制造了两起震惊全国的谋杀案：先是在便利店近距离枪杀店员，三天后又跟踪下班的警察詹姆斯·迈尔斯，在其后院棚屋连开八枪，随后纵火焚尸。

迈尔斯的妻子在婚礼一周年纪念日当天，在曾举办婚宴的棚子里发现了丈夫烧焦的遗体。庭审中，检察官大卫·帕斯科痛斥他是“邪恶化身”，称其犯罪动机“完全出于冷血快感”。

但随着调查深入，一个被虐待的童年逐渐浮出水面。

马赫迪四岁时，母亲因不堪父亲家暴离家出走，留下他和情绪不稳定的父亲生活。从14岁开始，他因盗窃、斗殴多次入狱，在少管所和监狱度过了人生三分之二的时间，其中8000小时是在单人禁闭室度过。

“他在成长过程中从未感受过正常的家庭温暖，”韦斯展示着马赫迪狱中写的日记，字迹从狂躁逐渐变得工整，“后期他开始学习神学，给受害者家属写信道歉，尽管从未收到回复。”

处决前，马赫迪拒绝了最后陈述的机会，只是默默望向证人席方向，那里坐着迈尔斯的家人。他的辩护团队曾向州长请求宽大处理，搬出大量心理评估报告，指出长期禁闭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让他在犯罪时处于精神紊乱状态。

但共和党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上任以来从未批准过任何减刑，理由是“正义必须得到彰显”。

当“人道处决”变成制度漏洞

其实马赫迪的遭遇已经不是个例，这是南卡罗来纳州今年第二起行刑队处决事故，上一次发生在三个月前，死囚在注射死刑时因药物配比错误抽搐了20分钟。

美国死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有38%的处决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失误，包括电椅短路、注射药物失效、枪决偏离目标等。而南卡罗来纳州在2017年恢复行刑队处决方式后，已发生5起技术故障，远超其他州平均水平。

争议的核心在于“靶心定位”的专业性。

根据州法律，靶心应由监狱医疗人员放置在“目测心脏位置”，但实际操作中往往由缺乏解剖知识的狱警完成。马赫迪遗体上的靶心被发现位于第五肋间下方，而正常心脏位置应在第四肋间左缘。“这就像让门外汉在黑板上画靶，”阿登医生在报告中批评，“他们甚至没用超声波定位，完全凭经验行事。”

其实更让人不安的是官方的隐瞒态度，当媒体要求查看行刑现场录像时，惩教署以“保护警员隐私”为由拒绝，连尸检照片都只提供了一张远景图。

“我们不知道那三名枪手是否接受过正规训练，”《查尔斯顿邮报》资深记者汤姆·罗宾逊追踪报道多年，“有前狱警透露，他们只是从自愿报名的员工中选拔，培训时间不超过两天。”

当子弹偏离的不仅是靶心

这么看，当各州为降低处决成本选择更“原始”的行刑队方式，当医疗人员因伦理争议拒绝参与注射死刑，当靶心定位依赖非专业人员的目测，所谓的“人道处决”早已变成空中楼阁。

在最高法院外，每周都有两拨抗议者对峙：一边是举着“以眼还眼”标语的受害者家属，另一边是手捧蜡烛的废除死刑志愿者。而在南卡罗来纳州监狱，狱警们仍在为下一次行刑调试步枪，红色靶心依旧印在白色方巾上，等待着下一个“选择”行刑队的死囚。

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每个生命的消逝都应该带着最低限度的尊严。马赫迪的4分钟痛苦，拷问的不仅是行刑队的枪法，更是整个社会对“惩罚”与“救赎”的终极理解。在这个法治高度发达的国家，或许真正需要校准的，从来都不是枪口的靶心，而是人心的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