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7 年的冬天，六十岁的苏轼，被贬到海南。

他在《和陶集》序里写下——

“半生出仕，以犯世患。”

像在自嘲：这一辈子，跌跌撞撞、忙忙碌碌，好像总做错了什么。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被生活打倒。

在荒芜之地，他整理家园、结交朋友，整理文教、鼓励讲学；写文章、写诗，安顿自己的心，也安顿他人的心。

既承认人生的悲苦，也愿意一次次走出来。

“愈挫折愈忠厚，愈沧桑愈旷达。”钻研古典文学30年的董梅教授如此感慨。

于是，多年后，苏轼渐渐成了很多中国人心里的一种理想——

面对风浪，不苦涩；看清现实，还能热爱。

这些坚韧又鲜活的东西，都一字一句写在他的诗词里。

古典文学绵延千年，中国人心中的理想人格，在苏轼之外，也有着无数种存在：

有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堪称中国式人格的最高理想；

有司马迁，把整个生命投入到一部历史著述中，为中国人提供历史观；

有曹雪芹，在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中写尽悲悯与清醒，为人生留下最深刻的情感与人生自省……

“这些大生命，都曾为我们贡献过作为中国人的生命原型。如果以他们为生命样本和研究个案，就有可能从他们的人格共性中提取出中国文化的基因，甚至建立起属于中国人的一部人格基因图谱。”董梅教授说。

这也是为什么，一代代的中国人，从小就学习古诗词，成年后在某个瞬间，脑中浮现当年苦苦背诵、理解不得的句子，通透又释然。

对我们来说，古典文学不只是“过去”，它在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先秦诸子，到唐宋诗人，再到明清小说，一代又一代人，把困惑、选择、爱与担当写进文字里。

当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文本，重新回看这些生命，其实是在照镜子。

看见历史，也慢慢看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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