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勤务员问谢有法：王凤鸣是不是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

2005年，原罗荣桓元帅的勤务员王汇川老爷子所编著的史料《罗荣桓元帅功著山东》出版。

王汇川老爷子是个老八路，1939年顶着哥哥的名字报名参军，属八路军泰西独立大队，后来这支部队被编入东汶宁支队，八路军115师入鲁以后，该部改编为115师特务团。

当时，王汇川老爷子年龄还不是很大，罗帅看见他以后，十分怜惜他， 就把他调来当了自己的勤务员，隶属115师政治部秘书处。

在罗帅身边工作了两年，对王汇川影响很大，多年之后他回忆：

“抗战时期我在罗荣桓元帅身边工作不到两年，但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也许正是源于这段奇特的经历，才使得王汇川晚年萌生了撰写一部罗帅在山东时抗战经历的史料，为了完成这部史料著作，王汇川采访了当年不少的老战友，并亲自实地走访。

王汇川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一部分流言，做了重点的走访调查。

经罗帅秘书李新阶介绍，王汇川老爷子在北京找到了当年在山东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开国中将谢有法。

本来王汇川此行的目的，是想就罗帅军事上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索，但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当年罗帅当年在山东剪除汉奸王凤鸣的往事。

当时，王汇川问了一句：

“据说王凤鸣是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而且，还是个渡河连的青年干事。”

图|王汇川和夫人在离开部队前留影

谢有法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对昔年长征时期的很多往事印象很深刻：

“你说的王凤鸣，是福建省长汀市翟田人，参加红军比我早，曾给罗帅当过警卫员。他不是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但打仗也很勇敢，在长征的某次战斗中，一只小脚趾被敌人子弹打掉。长征到了陕北，他就已经升为了团级干部。八路军改编，他先是担任六八五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后提拔为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在制造了湖西‘肃托’事件后，自知罪孽深重，跑去当了汉奸。1945年，鬼子宣布投降，我们进军贾汪，抓住了他。他狡猾极了，战士们又不认识他，被他骗了，逃了，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谈及王凤鸣，谢有法哪怕时隔多年，也仍然愤恨不已。

事实上，王汇川所说“王凤鸣是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的说法，不光是在当年，哪怕是在今天，许多网上胡乱写的文章还有不少在转载。

当然，谈论有关“汉奸、叛徒王凤鸣”的事儿，就离不开1939年发生在湖西根据地的“肃托”事件。

1938年12月，八路军115师685团奉令东进，在抵达湖西地区后，与当地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合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

1939年4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扩编至八千人，湖西抗日根据地也随之扩大。5月，苏鲁豫特委升格为苏鲁豫党委，湖边、鲁西南两个地委和3个中心县委、3个直属县委、涉及苏鲁豫皖边区22个县，面积约l万平方公里，人口近千万。根据地的扩大也吸引了许多抗日青年踊跃参加。

不过，当时日渐扩大的根据地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

国民党当局在正面抗日战场逐渐僵持后，对发展壮大的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产生忧虑，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政策上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动方针，即军事、政治双重手段，企图破坏我抗日根据地。

基于国民党当局的险恶用心，我党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不过，由于受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照搬苏联经验，大肆鼓吹“肃托”，使得部分根据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并不知道“托洛茨基”的名字，但很自然而然的就把“托派”当成汉奸来理解。

1939年湖西“肃托”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展的。

1939年5月，湖边地委为了培养干部创办了干部学校，当时参加干部学校培训的都是从湖西各县来的有为青年。

不过，到这年八月毕业的时候，不少学生不愿意留在湖边工作，而是想“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本来这只是一次正常的诉求，无可厚非，然而在调查过程中学员中有“同乡会”组织。

汇报给湖边地委以后，地委部分领导人认为，这可能是敌特组织渗透破坏引起的。

时任湖边地委书记李毅患疟疾休养，上级将这件事情交给时任湖边地委组织部部长王须仁调查。

根据李毅回忆，当时王须仁为代理书记。

王须仁在调查的过程中，未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调查这件事，而是将这件本属于一般思想性问题的事件上升到“肃托”问题上，对于被捕的干部学生采取“逼供信”的恶劣手段并将逼供所得的材料上报苏鲁豫边区党委，引起区党委高度重视。

不久之后，苏鲁豫边区召开军政委员会，时任区委书记的白子明、苏支四支队政委王凤鸣也都出席了会议。

尽管王须仁在会上所提供的材料为逼供所得，且漏洞百出，但在场的军政两方面领导人白子明、王凤鸣竟然都未提出异议。

一场大规模的“肃托”在湖边地委领导机关内展开，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捕，并在随后受到酷刑，部分人被迫承认所谓的“托派”问题，并在随后遭到错杀。

不光是湖边地委受到了影响，当时活跃在湖西根据地的主要苏支四大队也受到了影响，包括时任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的梁兴初也在期间被捕，随即被扣上“托派”的帽子。

幸而当时苏支支队长彭明治得知情况后，火速赶赴湖西，这才把梁兴初救了出来，但他也无力干预湖西“肃托”。

王须仁在湖边地委发起“肃托”，主要是军事上得到了王凤鸣的支持，王凤鸣在未向苏鲁豫支队党委汇报的情况下，就擅自肯定了湖边地委的“肃托”，当时两人沆瀣一气，在地委以及四大队大肆捕拿。

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在未经请示，也未调查事实的基础上，也同意了在区党委开展“肃托”，一下子把“肃托”的范围扩大到了区党委。

大部分在湖西地委以及苏鲁豫边区富有影响力，且颇具资历以及人望的干部被捕杀害，给党造成了深重的损失。

湖西地委乃至苏鲁豫区党委的这场“肃托”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使得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认为，这是冤案，并不断向上级反映。然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白子明、王须仁、王凤鸣仍然枉顾上级指示，随意杀戮。

罗荣桓迅速决定会同山东分局领导同志亲自到湖西，这才制止了进一步恶化的事态。

1940年11月3日，鉴于湖西“肃托”导致苏鲁豫边区根据地缩小，上级决定撤销苏鲁豫边区党委，设立湖西地委，并划归鲁西区党委领导。

1939年湖西“肃托”事件影响很深远，包括一些遇难同志的问题，因受限于当时环境，处理也很不公道，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彻底解决。

罗帅在待人接物上，一贯与人为善，在处理这件事情虽然展现的雷厉风行，但还是不可避免的留下了尾巴。

除了王须仁被认定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外，白子明、王凤鸣所受的处分并不重，白子明只是被降为预备党员，但仍然出任了改组以后的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王凤鸣最初甚至未获处分。

王凤鸣很早就参加了红军，曾经当过罗荣桓的警卫员，他在湖西“肃托”事件中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过，但他在事后狡辩说自己是受了王须仁的蛊惑，被当枪使了。

罗帅在处理的时候，认为王凤鸣本质上还是好的，所以对其批评教育后，准备调他回115师任686团团长。

不过，后来还是出了事儿。

王须仁在被认定为时异己分子以后，罗帅决定押送他回鲁南，交山东分局社会部进一步审查，考虑当时战争环境，在押送途中没有没收他的枪。

王须仁对自己命运前途悲观失望，于是在押送途中自杀（还有一说是被枪决）。

王凤鸣听说王须仁死的消息后，顿时面如死灰。

1942年，党组织决定开除王凤鸣党籍，撤销职务，并要求山东分局将人押送来延安服刑，115师对中央决定表示拥护，立即着手安排。

可在处理这件事上，罗帅再一次“心慈手软”，未对王凤鸣进行看押。

当天晚上，王凤鸣就趁机溜出了师部，投奔了日伪郝鹏举部当了汉奸。

王凤鸣投降日伪后，随即改名为“杨步仁”，并率领数千日伪军发动对根据地的袭击，犯下无数血债，甚至还差点威胁到115师师部。

罗帅时候调集一个旅，连续摧毁了日伪多处据点，打的王凤鸣狼狈逃窜，但很可惜，没有抓到王凤鸣本人。

王凤鸣后来就此失踪，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