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战即将完成回撤,师长要出击拔点,打收官之战,团长斗胆劝阻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轮战结束前20天,413团准备回撤,张发奎突然接到命令:准备拔点作战。
他沉默三秒,只说了五个字:“这仗不能打。”

1988年3月,广西前线,山雨欲来。
两山轮战已进行近十年,部队轮换进入尾声,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轮。

138师413团,隶属济南军区,准备回撤,团部刚从前线调回指挥所,弹药开始封存,侦察组已撤。
士兵们的状态变了,话多了,动作慢了,眼神不再聚焦山头,而是盯着日历。
就在这时,一份命令打破了沉默。
3月10日,师部命令413团在回撤前,对对面656高地发起拔点作战,时间定在月底前,理由很明确:敌方哨所威胁我军侧翼通道,必须清除。
张发奎看完作战令,没说话,他把地图在桌上摊开,用拳头敲了一下桌角,他心里知道,这是一次不该发生的战斗。
当晚,团作战股连夜召集营、连级骨干会商,方案很快出来了:从二营选拔强攻分队,利用夜色接近目标,定点突袭。

问题出在计划之外:士兵不愿打了,“我们要撤了,还打?”这是士兵的普遍心态。
前线侦察排回报:越军最近一个月构建了新防御阵地,增派炮兵,沟壕加深,还架设了无线电监听点。
张发奎没批准作战,他把报告直接压在作战图下,说了一句:“没时间准备,强打必伤。”

3月12日,138师作战部署会,师指。
会议设在前沿指挥所一层,几张折叠桌拼起来,作战图挂在墙上,角落一盏冷光灯闪着。
张发奎提前20分钟到,他站在地图前看了十分钟,没说话。

656高地的位置不巧,正对我侧翼补给线,地势陡,雷区密,前沿明哨不动如山。
参谋处推门进来,递了新航拍照片,一叠,张发奎翻了几张,看见一个低光夜摄画面,画面左上角是一道刚筑的斜壕,他用笔划了一个圈,没说什么。
会议一开场,气氛就不一样了,金师长站着,手插军裤口袋,说话直接:
“轮战临近结束,这个点必须拔,拔不掉,这一轮白打。”
参谋长递上作战建议书,薄薄三页,主攻路线从北坡进,一营负责突击,二营封堵侧翼,作战预计两小时结束。
张发奎没动,他翻开建议书,一页页看,眼神停在“情报来源”一栏。
只有一句:“高地构筑物变动,疑似增援。”
他抬起头,说:“没有确认敌火力线,也没有破雷方案,你们确定要打?”

作战处长回答:“老样子打,小群多路,敌人怕拼,我们上去压他们。”
张发奎把建议书合上,推回去,“这仗不能打。”
会场安静了三秒,金师长脸没变色,声音压得很低:“你什么意思?”
张发奎手指点在地图上:
“656是对面唯一主动防守点,后撤期间打他,他必反扑,我们打了,就得守住,但我们要撤,谁守?”
金师长没有接话,嘴角一动,似笑非笑,张发奎继续:
“我们撤前打仗,是逼对面打反击,等于把炮火引到我们回撤线上。你说这合理?”
金师长拿过作战图,看了几秒,说:“打不过,也得打,不能空着走。”
张发奎皱眉,第一次提高声音:“我们是来打仗,不是来演出,不是你想收个场,我兄弟就去填坑。”
这句话把会场推向边缘,没人说话。气氛僵住了。
师政治部副主任站起来打圆场,说:“团长意见很宝贵,我们回头再评估。”
张发奎没再说话,他知道,话说到这,已经越界,散会时,金师长背对着人,冷冷丢下一句:
“回去准备,命令不会变。”
那天下午,张发奎一个人坐在团指挥所,看地图,看高地,抽烟,三个小时没说一句话。
晚上他让一营营长过来,问了两个问题:
“突击分队能动多少人?”
“夜间反应时间是多少?”
营长答得快,他点头,说:“好。”

停顿两秒,又问:“你还想不想活着回家?”营长愣住,没答。
张发奎摆手:“下去吧。”
他知道,从这一天开始,他只能做一件事,把人活着带回去。

张发奎不是第一个提出反对的,也不是唯一一个顶撞上级的,但他的选择,是孤立的,师部没有撤回命令。
3月15日,命令改为“由一营主攻,二营配合”,战斗时间缩短为“夜战两小时内完成突击”。

这不是第一次在轮战末期强打拔点。
1987年,东线南京军区32师,打968高地,用了四个连,打了四天,最后连夜撤退。
没拿下,回撤途中踩上越军埋伏,死伤过百,原因很简单:师部误判敌情,以为越军主力早已撤空,实际主防部队在地下堡垒里,等着开火。
“我们上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算好了弹道。”一位幸存士兵事后这样说。
但也有成功的例子。
1988年初,兰州军区在西线搞了个“兰剑-B”行动,夺了一个制高点,全师通报表扬。

那次行动用了半个月准备,连无线电干扰车都开上去了,侦察兵去了四次,模拟演练做了两遍,夺点后,越军反扑五次,全被顶回去。
区别在哪里?张发奎很清楚,不是谁更勇敢,是谁更清楚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该等。
413团的情况,和兰州军区不一样,装备没那么全,地形更复杂,关键是没有时间。
他反复在作战会议上重复一句话:“我们是带伤作战,不是带命赌。”
但没人听,高地上的越军岗哨,从二月开始就有规律变化,每四天换一次哨,昼伏夜出,还架了密集地雷阵。

情报显示,前阵越军第2炮兵营有一次火力试射,目标就是413团前哨阵地。
越军已经察觉到我军将有行动。
他把这些写进报告,密封,贴了“急件”发上去,再发,就没回应了。

张发奎出身步兵,打过“七七炮战”,他清楚怎么打仗,他也知道这不是一场正常的仗。
这是一场交接班前的“成绩战”。

金师长不是不懂,而是不敢空手回去,团打成了,师有战报;团打输了,是团长执行不力,账怎么算,早有人替他想好了。
张发奎清楚,但他也清楚规矩,军人服从命令,他反对了,但最后还是说了一句:“如果命令不变,我们执行。”
师部没改。
张发奎没再争,他把作战股调来,开始演练突击路线,他心里明白,这不是为了打赢,是为了减少损失。
他挑了副营长带突击队,三个班,二十人,装备榴弹、爆破筒和夜视仪,分三路出击。
唯一没告诉他们的,是:他从没打算真正去攻主壕。

他知道硬攻必败,他计划用佯攻声东击西,制造突袭假象,迫使越军误判方向,如果敌人追出来,他再设伏反击,制造战果,再撤。
这不是偷奸耍滑,这是自保。
但风险依然存在,营长试图说服他:“我们可以强攻一次,拼一拼。”
张发奎只说一句:“你要回家吗?”
没人再说话。
突击最终没有发生,3月18日夜,边防指挥所来电,全线收缩提前执行,作战计划自动中止。

张发奎把兵撤回时,没说一句话,他知道,这场仗没人会记住。
但他记得,那20多个突击兵临出发前,每个人把家信塞进衣袋,没写收信人。
他们知道他们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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