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呼吁废除35岁就业门槛：一场需要多方突围的系统性变革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建议：“要废除35岁的就业门槛，创造一个没有年龄歧视的就业市场。建议修改相关法律，将反就业歧视纳入其中，给予明确法律规制。”

35岁就业门槛，一直都是职场备受争议的话题。

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聘的硬性门槛，企业招聘中"35岁以下优先"的隐性规则，正在将这个本应处于职业黄金期的群体推向职场边缘。

35岁门槛背后的双重逻辑

在劳动力市场上，35岁门槛既是企业成本核算的理性选择，也是社会认知偏差的集体投射。企业主在计算人力成本时，往往将35岁视为性价比的分水岭：年轻人的可塑性、加班潜力与相对低廉的用工成本形成诱人组合。这种看似精明的计算，实则忽视了成熟员工的经验溢价——资深记者的行业洞察、主治医师的临床判断、工程师的项目管理能力，这些隐性价值难以被简单的成本公式量化。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社会认知系统的紊乱。资本回报率持续高于劳动回报率的现实，迫使企业陷入"降本增效"的恶性循环。当房地产虹吸社会资本、居民消费率长期低迷时，企业难以通过市场扩张实现利润增长，只能不断压缩用工成本。这种经济压力与社会对年龄的刻板印象相互强化，形成了"35岁歧视"的认知闭环。

破除门槛的现实可能性

这种改革的价值不仅在于释放岗位供给，更在于重塑社会认知框架。当医疗系统开始重视主治医师的临床经验，教育机构开始挖掘特级教师的教学智慧，市场终将意识到，35岁以上劳动者构筑的"经验护城河"才是真正的竞争优势。

法律系统的革新正在构建制度保障基础。将就业歧视界定为违法行为，建立可操作的举证规则与惩罚机制，这些制度设计如同为求职者锻造法律盾牌。但法律的震慑力需要配套机制支撑，建立企业用工信用评价体系，将年龄歧视与企业征信挂钩，才能形成真正的约束网络。

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支点

破解困局的核心在于重构经济生态系统。当人均消费支出从现有水平向发达国家70%的消费率迈进时，每个百分点的提升都将释放万亿级市场空间。这需要打破房地产对居民财富的锁定效应，通过税制改革、社会保障强化等措施，把居民储蓄转化为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有效需求，进而催生高质量就业岗位。

产业升级带来的价值重构同样关键。在智能制造工厂里，40岁的设备工程师凭借对精密仪器的深刻理解，其价值远超年轻操作工；在数字经济领域，资深产品经理对用户需求的洞察力，往往决定着产品的市场命运。当经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经验资本的价值将呈现指数级增长。

站在人口结构变革的历史节点，破除35岁就业门槛已不仅是公平诉求，更是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这场变革需要法律利剑破除制度坚冰，需要企业重建价值评估体系，更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战略激活经济内生动力。当我们的社会能够正视35岁劳动者沉淀的经验价值，能够创造足够容纳各年龄段劳动者的就业生态，这道人为划定的年龄门槛终将消解于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