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用两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姚文元是“四人帮”集团主犯之一，那么，他是如何引起毛主席注意的呢？

毛主席第一次提到姚文元，是在1957年2月16日。

那天，毛主席参加一次文艺界的会议，说了这样一段话：

“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

毛主席提到的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就是2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

姚雪垠就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前不久刚写了一篇《创作问题杂谈》，指出了当时文艺批评的很多乱象，认为批评过重、乱扣帽子，会妨碍文艺创作的自由。

姚文元就对此进行了反驳，在文章中写道：“姚雪垠先生文章中很大部分指责了批评的‘求全责备’‘禁忌太多’‘乱扣帽子’‘粗暴’……等等，当然，批评这些缺点没有人敢说不对，但如果以粗暴还粗暴，以扣帽子还扣帽子……那就很可能在肃清这种‘歪风’之后引来了另一种‘歪风’。”

如果在今天来看，两人说的都有道理，只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而已，但是，如果回到那个时代背景下，就完全不一样了。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年的发展，毛主席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文艺界存在着丑化社会主义改造、为资产阶级伸冤的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毛主席就多次提出，要在文艺界展开大辩论。

既然是“大辩论”，肯定是什么话都有的，这时候，很多文艺界的人就开始受不了了，认为对文艺创作的干涉太多，不利于文艺界的正常发展。

其实，这正是毛主席要重点批评的，而姚文元，就准确地抓住了毛主席的观点，写出了那篇《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受到了毛主席的注意。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到姚文元，4个月后，毛主席再次看到了这个名字。

6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其中写道：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还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姚文元提到的“毛主席发表的讲话”，就是在5月25日，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说的话，只有四句：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这四句话虽然不长，但却体现了毛主席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决心，也被认为是毛主席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信号，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但是，上海的《文汇报》却只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了出来，“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于是，姚文元就抓住这个“把柄”，对《文汇报》编辑部展开了攻击。

不知道什么原因，《文汇报》竟然把这篇批评自己的文章刊登了出来，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连毛主席都看到了。

毛主席对这篇文章非常欣赏，就亲自写了一篇《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连同姚文元的那篇文章，一起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

毛主席在文章中还特地点了姚文元的名字，说：“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

从此，姚文元的名字就开始受到了广泛关注，但也让他野心膨胀，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参考资料：《“四人帮”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