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后英美为各自利益签署《大西洋宪章》，谈判中双方争议不断

欧战爆发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和条件，但这一体系，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明确建立。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不断扩大，遭受法西斯国家侵略和威胁的各国终于认识到，法西斯是它们共同的敌人。于是，它们从战胜法西斯的共同目的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逐渐走向联合，建立起国际反法西斯联盟。

租借法案签订后，美国与英国已事实上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虽然美国尚未直接参战，但是，通过大量包括军事装备在内的物资援助，无疑给在西欧与法西斯德国浴血奋战的英国以巨大鼓舞。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这个陡然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美英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联结成盟友提供了可能，因为，没有任何力量，比面临共同的敌人，更能使两个不同类型的社会联合起来。

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到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后，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认为，苏联参战后“再也不孤单了”。

此时，德意法西斯不仅占领了欧洲和北非广大地区，而且企图在击败苏联后回师英国，而日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后，积极准备南进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英国意识到，它在亚、非与地中海的广大殖民地和自治领，甚至其本土都受到轴心国的致命威胁。

为了对付轴心国的入侵，摆脱孤军奋战的局面，必须争取与同其唇齿相依的美苏等国，相互支援与配合。

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当晚，在发表广播演说中指出：希特勒派兵“入侵俄国，只不过是企图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前奏。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可以在美国的海空军进行干涉以前击败英国……因此，苏联面临的危险就是我们和美国面临的危险”。他宣布，英国将给苏联以“我们力所能及的、对苏联有益的一切经济和技术援助”。

而在苏德战争前，美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已有所改善，双方在经贸领域的交往增多，1941年1月22日，美国宣布取消对苏联的“道义禁运”。

但是，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隔阂，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仍未取得谅解。

接下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德意法西斯一旦夺取欧洲、非洲和中近东，将对美国海外利益构成极大威胁，日本扩大对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侵略并企图南进，既是对美国的势力范围、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严重挑战，也可能导致太平洋战争。

1941年的春夏两季，对英国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日子，它遭受着接二连三的厄运。

1940年7月，德国挟一个月内征服西欧四国的余威，对英国发起了“海狮行动”前的大不列颠空战，将英国压缩在英伦三岛动惮不得，此时的英国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靠着全民同仇敌忾，不畏牺牲的士气孤军奋战，抗击德军。

1940年9月以后，德国和意大利又在非洲和巴尔干对英帝国的势力发起了全面进攻，使得英国有限的海外运输渠道面临被截断。

屋漏偏逢连夜雨，随着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远东的日本帝国开始将它的“北进”战略转变为“南进”，从而对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展开围剿，特别是1941年4月日苏两国签订中立条约之后，这样的危机越来越成为现实。

英国和他的英联邦势力在全球范围内被德、意、日三国围剿，一旦英国的海外势力被三国剿灭，英国将完全被困死在英伦三岛。

1940年5月起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和他的前任张伯伦完全不同，是个完全的抵抗派，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之下，他以坚强的斗志向全国人民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我们绝不投降”的演说。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

虽然在人民面前表现得如钢铁一样坚强，可是背地里，丘吉尔还是放下大英帝国的身段，向大洋对岸的美国伸出了求援之手，他于1940年12月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求助信。可是随后德国在非洲和巴尔干的用兵，陡然又增加了丘吉尔身上的压力，他不得不忙着应付眼前的危机。

随着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英国的压力稍微减轻了一些，可是世界范围的战争却已经扩大，战争已经形成两大阵营，一方是德、意、日轴心，另一方是英国、苏联和远东的中国，而中国和苏联都急需要援助，尤其是工业化非常不发达的中国，正靠着自己的血肉长城将百万日军拖在中国战场，

让英国害怕的是，英国得到了中国给出的情报，由于面临日本“南进”的威胁，美国正和日本秘密和谈。这样的消息让丘吉尔彻底坐不住了，他认为必须将美国拉过来，为此必须和美国总统会晤。

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担心苏联过早崩溃，会使美英的处境更加不利，从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出发，也表示支持苏联抗击德国的侵略。

6月23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认为，任何反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任何反希特勒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不论其来历如何，都会加速当今德国统治者必然败亡的进程，从而促进我国的国防和安全。今天，希特勒军队是美洲大陆的主要危险。”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第二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美国准备向苏联提供援助，撤销对原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价值3900万美元的苏联资产的冻结。

面对德国背信弃义的侵略，苏联也放弃原有立场，采取新的外交方针，希望与欧美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

1941年7月3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告苏联人民书中声明，伟大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保卫苏维埃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且要援助那些沦为法西斯侵略者牺牲品的其他各国人民。他还强调：“我们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定会与欧美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所有维护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奴役和奴役威胁的各国人民的统一战线。”这样一来，苏、美、英三国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开始向结盟道路迈进。

由于英国所受的威胁远远大于美国，因此英国联苏的步子要早于和大于美国，英苏协定就是两国在反法西斯同盟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1941年7月初，英国驻苏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后与斯大林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会谈，商讨两国协定的基本条款。丘吉尔获知协定草案后，致函斯大林，向其表示：“我们完全赞成你所提出的关于英苏协议宣言的建议。”

7月12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各自全权代表本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英苏关于对德国联合作战的协定》。该协定包括2项条款：“（1）两国政府保证，在对希特勒德国作战期间，互相给予一切援助和支持；（2）互相保证，在这次战争中，除非经过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既不能谈判也不能签订停战协定或和约。两国政府取得谅解，日后还得用更明细的政治和军事协定来补充本协定。”

与此同时，两国开始研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

英苏协定表明，英苏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承担了彼此支援和战斗到底的义务，协定的签订，是英苏建立盟友关系的标志，为日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与英国相比，美国因受尚未直接参战的制约，联苏的步子迈得较小。

虽然罗斯福奉行援苏“慢慢来”的政策，但为掌握有关苏联实际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和苏联在军事援助方面的具体要求，特派他最信任的助手、负责租借援助事务的哈里・霍普金斯出使莫斯科。

接到总统指令后，正在英国访问的霍普金斯在7月27日乘英国“卡塔利纳”型巡逻轰炸机秘密经欧洲北部抵达苏联阿尔汉格尔。

他受到专程来这里的苏联三军代表，英、美驻苏使馆代表和当地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

第二天，抵达莫斯科后，当天晚上6时，霍普金斯就会见了斯大林。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斯克里亚宾

第二天下午3时，霍普金斯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莫洛托夫对苏联远东地区有可能遭到日本乘机攻击，形成苏联东、西两线同时受敌表示担忧。所以，他建议霍普金斯转告总统：“以适当的方式向日本提出‘警告’。”

霍普金斯认为这个“警告”就是一旦日本进犯苏联，美国将向日本宣战。

当天晚上6时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霍普金斯，把苏联在东线抗击德军的态势作了全面介绍。

这正是美国和英国急需想了解的东线情况：从开战到现在，德军在苏联有232个师，目前苏联已增援到240个师，并有20个师的后备部队。到1942年，苏联可以动员至350个师，德国有可能动员到300个师，德国投入苏联战场有3万辆坦克。而苏军只有2.4万辆，空军方面各自有近8000架飞机，苏联每月能生产各种飞机1800架至2200架，现在飞机损失的数字已经倒过来了，德国多于苏联……

斯大林坚决地告诉霍普金斯：“我们可以战胜德国，虽然我们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斯大林还允许霍普金斯到前线考察。通过考察，霍普金斯亲眼看到苏联强大的军事潜力，掌握了苏军在许多地方实施反突击的详情。同时，苏联军民坚定的必胜信念和英勇斗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由此得出结论：苏联不仅能经受住敌人的攻击，而且能给敌人以沉重的回击。

随后，霍普金斯分别向罗斯福和丘吉尔详细汇报了莫斯科之行，强调援助苏联对击败德国的重要性。

哈里・劳埃德・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这次访苏是战时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罗斯福听取他的汇报后，最终确定了采取实际措施援助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方针，坚定了美国参加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决心和信心。

8月2日，美国通知苏联，决定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将美苏贸易条约规定的有效期延长一年。10天后，美国为援助苏联，派出了第一支船队。

在这一过程中，美英两国愈发感到有必要修正过去的外交方针，进一步加强两国间在各种国际问题特别是在对苏联关系上的战略合作。经双方商定，最后决定在8月举行美英两国首脑会议，研讨战略合作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会议。

罗斯福和丘吉尔

1941年8月9日，丘吉尔率英国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陆军上将约翰・迪尔爵士、空军上将威尔弗里德・弗里曼爵士、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彻韦尔勋爵、战时内阁助理秘书霍利斯上校、汤普森海军中校，在霍普金斯的陪同下，乘坐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抵达纽芬兰的普拉森舍湾的阿金夏港。

他们受到早一天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到达该港的罗斯福总统、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陆军副参谋长亨利・阿诺德中将、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等一大批军政官员的欢迎。

对英国的不放心，使得美国急切想和英国谈

一战后，美国亲手缔造了华盛顿会议后的体系，它一直希望通过有技术含量的开放市场对待竞争，可是，德、意、日强占领土，垄断市场的方式，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

显而易见，以美国自身长远利益出发，他应该和英国、苏联和中国等反法西斯国家站在一起，可是，此时德、日同样需要美国，也许，只要德、日两国不过分，大家和气生财还不错。

于是，美国决定对德、意、日和英国、中国等反法西斯国家都进行物资输送，利用战争搞活国内经济。

一个现象出现了：美国援助英国、苏联和中国，也同样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钢铁和石油。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成了抵抗德国的主战场，而日本日益表现出掉头“南进”的势头，这让罗斯福有一种紧迫感，他不愿意德、日赢得战争，因此觉得还应该加大对苏联的援助，同时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因为美国还需要中国拖住日本。

罗斯福和丘吉尔

而此时以英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尤其英国和苏联的联手，让美国感到了不安，美国担心：英国会像一战前那样，与其它国家就欧洲领土或其它涉及战后安排的重大问题事先达成某种秘密交易。

美国最大的不安，就是担心英国和苏联已经签署了某种秘密协议。

于是，不安的美国非常想和英国谈一谈。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说：“如果我能和丘吉尔坐在一起谈谈，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恰巧英国主动伸出了手，美国很高兴。

丘吉尔认为以自己的口才可以折服罗斯福

接到丘吉尔的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表示自己的重视，立刻派顾问霍普金斯到了英国。

霍普金斯见到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后，首先就问起英国和苏联是否有秘密协定的问题，艾登立刻回以外交辞令：“为了保持自由之手，不会做任何尴尬的承诺。”

这样的回答，不但没有打消美国人的疑虑，反而让美国人更加疑惑，也更加希望和英国人签署一个两国合作的书面文件。于是和英国人的会晤又成了美国人的急切要求。

哈里・劳埃德・霍普金斯

可是，有着自己利益考量的美国人并不想被英国人拖着走，于是1941年7月11日，罗斯福对第二次去英国安排他和丘吉尔两人会晤的霍普金斯交代了重点：要求英国不论出于宣传还是其他任何动机，都不能在经济或领土调整方面做出承诺；不能答应英国要求美国参战的请求。

此时对丘吉尔来说，他只要和罗斯福见面，其他都不重要，因此，罗斯福似乎无理的条件对丘吉尔来说并不是障碍。丘吉尔相信，只要见了罗斯福，他就能转变罗斯福的态度。因为丘吉尔对自己的口才非常自信，他曾在自己的随笔中这样写道：在上帝赋予人类的所有才华中，什么都比不上演讲的口才这般宝贵，具备这种才能的人所拥有的权力将胜过一位伟大的君主。

也正是凭借这种口才，丘吉尔才将英国民众鼓舞得斗志昂扬。于是，英美两国敲定于1941年8月9日在加拿大纽芬兰会晤。

英美两国为着各自利益的博弈

由于是在战时，因此英美两国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会晤进行了绝对的保密。

尽管大西洋上满是德国潜艇组成的“狼群”，可是海军大臣出身的丘吉尔还是冒险乘坐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抵达纽芬兰，这是一艘35000吨的大型战列舰，罗斯福则乘坐“奥古斯塔”号重型巡洋舰抵达。

8月9日到1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在纽芬兰东南部阿真舍小镇外的普拉森奢湾进行了会晤。

此次重要的会晤，丘吉尔得到了罗斯福的承诺，即德、意、日也是美国的敌人。之后，两人首先交换了对这场战争目的的看法。

罗斯福的目的是建设“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不虞匮乏自由和免除恐惧自由”的世界。丘吉尔认为要达到“反对非正义战争、保持安全、促进经济平等、保障人类福利、维持社会正义”的目的。

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对战争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

罗斯福急切地想见丘吉尔，就是担心英国和苏联有战后瓜分世界的秘密协定，因此他关心的是战后问题。丘吉尔急切想见罗斯福，是因为英国正承受着德国的打击，人民在用生命和德国硬拼，因此英国迫切需要解决实际的战争问题，希望美国出手援助，将美国从美日谈判中拖出来，并使美国加入到反法西斯阵营中参战。

大方向的不同就直接影响到两国的文字协定。

英国方面，丘吉尔亲自起草了一个联合宣言初稿，在绪论上写有：寻求和商定面对纳粹和德国侵略保障其各自国家的安全以及解除由于德国的侵略而引起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危难的对策。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

丘吉尔在绪论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的侵略，就是要逼迫美国参战。

敏感的美国人很快就发现了丘吉尔的意图，于是将这个条款进行了修改：认为他们两国国策中某些共同原则应该予以宣布。他们对于世界抱有的一个美好未来局面的希望是以此项政策为根据。

同时，关注战后体系的美国人，对丘吉尔起草的宣言中第四条又发生了异议：两国将力求实现重要产品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其范围不仅限于它们各自的疆界之内，也及于世界各国之间。

丘吉尔致力于保护英国和英联邦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对英联邦设有贸易壁垒，可是美国急需世界市场，因此必须打破这种贸易壁垒，于是美国试图将丘吉尔的第四条修改为：通过取消联合王国和美国针对原产于对方国家产品进口的任何歧视，他们将致力于改善他们共同互利的经济关系；他们将致力于各国人民平等地进一步享有对他们经济繁荣必不少的市场和原材料的平等和不受歧视的权利。

美国试图打破英国壁垒，进行完全市场竞争化的企图又遭到了丘吉尔的强烈抵制，双方较真的结果还是罗斯福让步，因为罗斯福更担心英国转过头和苏联联合，最后不得不服从于丘吉尔，双方折中后形成了最终的第四条意见：他们将致力于各国人民进一步享有对他们的经济繁荣所需的市场和原材料的平等和不受歧视的权利。

如此一来，修改后的第四条就成了一个看似高大上，其实务虚的条款。

总的来说，这次会晤，具有绝妙口才的丘吉尔和稳重老成的罗斯福协商得还是非常愉快，也最终达成了两国的联合宣言。

也许，此时英美两国的领导人还不知道，他们定下的这个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份宣言成了实现世界和平的主要思想，催生了战后各种建设方略。这个宣言就是著名的《大西洋宪章》。

《大西洋宪章》：英国没落和美国崛起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纽芬兰的会晤，最终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西洋宪章》，但对当时的丘吉尔来说，他并没有实现此行的全部目的。

丘吉尔的纽芬兰之行，本是希望以自己的口才说服罗斯福参战并和英国结盟，可是，丘吉尔的这个企图在罗斯福面前没有达到。

一战时，美国近200万大军进入欧洲参战，可是凡尔赛协议却让英法占了便宜，这让美国觉得自己吃了大亏。因此，罗斯福一直警惕参战，加之国内的孤立主义政策，他希望在英国和德日尤其是日本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可是，美国又认识到纳粹德国是人类的公敌，和英国以及苏联联合才是美国的唯一选择，于是，美国就想先和英国谈如何重建战后的秩序，而坚决不谈参战的事。

美国的意图，颇有一些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先说断后不乱。

可是丘吉尔并非一无所获，除了没有得到美国参战的承诺，他从美国这里得到了不少实惠。丘吉尔从美国这里得到了大力援助的承诺，其中包括50艘驱逐舰。针对德国和日本两个敌人的关系，美国也承诺集中精力打败德国，这对艰难的英国来说无疑是重中之重。

更重要的是，纽芬兰会晤后，美国就在大西洋西部设立针对德国潜艇的巡逻区，一旦发现德国潜艇就予以击沉，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让美国对德国进入了战争状态。

只是，相比丘吉尔的得到，罗斯福得到的更多。首先，大英帝国的首相千里迢迢来到美国家门口求助，已经表明英国认可了美国的战后地位。更重要的是，《大西洋宪章》中的内容条款，更多体现了罗斯福的思想，也就是以美国的思维方式来建设战后世界，因此《大西洋宪章》的出台，也标志着美国的崛起和英国的没落。

美国作为盟友站在英国一边对德作战，形成英美特殊关系；美国在战争中确立了霸权国家地位，直接主导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英国则失去了霸权国家地位，逐渐退出了一流强国的行列。

美国虽然是第二次参加世界大战，但形势和意义已经很不相同。首先，现实主义已经取代孤立主义成为美国举国一致的战略认知和选择。罗斯福政府在参战前就通过《租借法案》介入战争，主导国际大局的意图和努力十分强烈。其次，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西方国家中鹤立鸡群，已经完全具备了称霸的实力基础。再次，美国在1941年就取得了制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先手，英国则急需美国的援助和支持来避免本土遭到入侵，实际上主动将手中的霸权让与对方。二战中，英国本土受到的入侵威胁要远远大于一战，英国在西线独自面对德国作战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对美国方面的霸权主张作出退让，以争取美国的结盟和参战。

《大西洋宪章》

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是英美霸权转移和交接的标志，终结了战前的英美互相承认各自势力范围的机制。从此，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由英国转移到了美国手中。美国利用英国急于拉自己参战的契机，凭借这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大西洋宪章》确定了“最终摧毁纳粹暴政”之后的国际体系，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以搞垮大英帝国为手段，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霸权。《大西洋宪章》中有关自由贸易和航行的条款显然是直接针对帝国特惠制，而最关键的是第三条共同原则：两国尊重所有人民选择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两国主张凡是被强制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人民恢复这些权利。

该原则实际上承认了英帝国内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属地人民民族自决和脱离英帝国的权利，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在这里得到了确认。尽管丘吉尔一直拒绝承认该项原则适用于英帝国，但无疑对战后殖民地人民的非殖民化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关键性影响。

作为旁证，美国国务院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战时制定的“宏大地区”（The Grand Area）战略更清楚地反映出美国取代英国的霸权野心。这项战略计划在战后世界建立一个从属于美国的“宏大地区”，其中就包括英国及英帝国，其他明确列入的地区有：西半球、西欧、远东、中东，“在可能的情况下，包括整个世界”。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宏大地区”内的角色，工业化国家将成为“伟大的工场”，而第三世界将主要作为“原料产地和市场”。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的蓝图跃然而出。事实上，美国利用英国遭受战争重创的大好时机和在战场上的主力作用，开始充当霸权国的角色，主导了战后雅尔塔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941年8月13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内的美国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协调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并达成共识。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了一份重要的联合宣言，被称为《大西洋宪章》或《丘吉尔罗斯福联合宣言》。

《大西洋宪章》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和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代表首相丘吉尔经过会晤，认为他们两国国策中某些共同原则应该予以宣布。他们对于世界抱有的一个美好未来局面的希望是以此项政策为根据。

《大西洋宪章》

第一，他们的国家不寻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第二，两国反对不符合有关民族自由表达愿望的领土变更。第三，两国尊重各国人民选择他们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两国主张凡是被强制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这些权利。第四，他们将致力于各国人民进一步享有对他们的经济繁荣所需的市场和原材料的平等和不受歧视的权利。第五，在最终摧毁纳粹暴政后，两国希望见到建立这样一种和平，以使一切国家的人民得以在自己的国境内安居乐业，保证一切地方的所有居民都可以过免于恐惧，不虞匾乏的生活。第六，这样的一种和平应当使所有的人能够不受阻碍地航行在公共海洋上。第七，两国认为，世界上一切国家，基于精神上和实际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如果有的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武器，在自己国境以外进行侵略威胁或者可能进行侵略威胁，那就不能保持未来的和平。

有鉴于此，两国认为，在尚未建立更为广泛而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之前，必须解除这类国家的武装。两国也将增加和提倡其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为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减轻沉重的军备负担。

《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于1941年8月13日在纽芬兰的奥古斯塔号军舰上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并于14日公布。这份宪章宣布了八项原则，包括民族自治、领土完整、经济国际主义、社会安全、缩减军备以及国际合作等。并以此作为重建战后世界和平与秩序的政策依据。它作为英美两国联合宣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不具备约束力，但标志着英美两国在政治上结成了同盟，也对后来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建立以及联合国的成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商讨该文件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争论，暴露了美英两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

例如，在讨论第4条时，英国要求保护其歧视性的帝国特惠制，而美国则坚持塞进它们长期鼓吹的“机会均等”原则，双方各不相让，几成僵局。最后，霍普金斯强烈地认为，宪章的宣布与会议本身消息的发表应在同一时候，他担心旷日持久争论下去，无益于大局，遂劝说罗斯福与丘吉尔达成妥协。

在讨论第8条时，英国拟制的草案有这样的文字：“两国所寻求的和平，不仅要永远推翻纳粹暴政，而且要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使一切国家与民族获得安居乐业的手段。”但是，罗斯福反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联盟大会。他既不愿激怒国内的孤立主义者，又不愿得罪狂热的国际主义者，因而删去丘吉尔提出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一词，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

《大西洋宪章》是一篇反法西斯宣言，它体现出一种道义力量，符合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意愿，几乎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立即接受了它。英国认为，“这8点中每一点都是对轴心国行为的挑战，是它们无法作出有效回答的挑战”。随后，在9月24日召开的伦敦15国同盟会议上，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代表均表示忠于《大西洋宪章》提出的“共同原则”。因此，《大西洋宪章》不仅是美英两国政治联盟的标志，而且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纲领，成为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但是，大西洋会议和《大西洋宪章》也反映出殖民主义的痕迹，暴露了美英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争夺。

在会议期间，两国就未来世界利益划分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罗斯福认为，英国应该把殖民地问题交出来讨论，而丘吉尔却声称，“我当首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该宪章没有明确提出反法西斯斗争参加者，以何种方式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也没有确定战后如何保障实现所列各项人民民主权利，没有具体说明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战后的命运。

丘吉尔事后在英国下院曾说：“在大西洋会议时，我们心中想的，主要是恢复纳粹奴役下欧洲国家与民族的主权、自治与民族生活，再就是关于它们的疆界可能有必要作出任何变动的指导原则”。

由此可以看出，美英毕竟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把亚洲、非洲国家排除在它们的“原则”之外。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西洋宪章》仍对动员和鼓舞全世界人民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大西洋宪章》，各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在英国，丘吉尔认为宪章仅适用于那些被轴心国政府占领的国家，而英国的自治领与殖民地不在民族自决的范围内。艾德礼则认为帝国是负担，支持宪章中的民族自决原则，并认为该原则适用于全人类。

在美国，罗斯福公开表示宪章是面向全世界的，美国将善意地帮助英国抗击纳粹德国的侵略，但不会用来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外交官威尔斯认为宪章适用于全世界，承认任何民族都有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权利，坚决支持通过国际化来改革殖民制度。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表示支持，强调宪章所体现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自主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同时强调遵循自决权原则、主权原则和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以及每个国家建立适宜社会制度和政府形式的权利。

中国的国共两党都高度评价《大西洋宪章》，认为它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有利。他们赞同宪章中提倡的尊重各民族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对于宪章中民族自决权原则所涉及对象的局限性，王宠惠提出了3条补充意见，强调《大西洋宪章》，尤其是关于各侵略国武装解除及各国与各民族自决等原则，一律适用于全世界，并强调各民族及各种族一律平等。

综合来看，《大西洋宪章》作为历史上的重要文件，在二战后世界重建和国际秩序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标志着英美同盟的形成，更为后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成为推动全球和平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