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翰林，为何明代的含金量远不如清代的？

在明清时代，翰林，作为科举制度下所授予的顶级功名，可谓是读书人群体终身孜孜以求的至高理想。一旦获取翰林这一荣衔，便极有可能跻身朝廷要员之列，乃至得以入值内阁、拜相封爵。

在明清两个朝代，翰林群体在仕途发展方面呈现出较为顺遂的态势，两朝情况大体相仿。然而，若深入细致地加以比较，便会发现，从某种层面而言，明代翰林所具备的价值及影响力，相较清代翰林，略显逊色。

【明代及清初的翰林是选出来的】

在明代殿试完毕后，内阁会同礼部会从新晋进士里遴选出部分才具卓越者入馆，此即选拔为庶吉士。其间虽设有考核，然而该考核形式大于实质。于初始阶段，庶吉士的铨选大体上尚遵循公平公正之准则。但自明朝中期以降，此项制度发生异化，遴选出的庶吉士多为朝中要员的门生后辈，致使请托之风盛行。

嘉靖十一年，时任内阁首辅的夏言，洞察到庶吉士铨选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病。为此，夏言指出：“其法本良，然近年推行之际，或生弊端，究其根源，实乃人为之弊，非制度本身之过也。”此言论明确表明，制度在设计之初具备合理性，而当前所呈现的问题，主要归因于执行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干扰。

在严嵩擅权秉政之际，官场铨选机制扭曲，若无贿赂行径，官员选拔几无可能。嘉靖三十二年，前科巡抚何东序于科举中荣登进士第八名，并获选为庶吉士。彼时，何东序因年轻气盛，对严嵩的专权行径有所訾议。岂料，此举致使其失去了进入翰林院深造的宝贵契机，从中可见严嵩权势之盛及对官场生态的恶劣影响。

晚明阶段，科举选馆状况趋于恶化。彼时，新晋进士若欲入馆任职，金钱贿赂成为普遍行径。据时人记载：“于进士选馆一事，诸人百计钻营，正卷、副卷评定之高低，全然以所涉银两数额多寡为依据，进而致使相互揭发检举之风盛行。”崇祯皇帝亦曾喟叹：“新进士选馆之际，城内金子几近被搜罗殆尽。”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选官制度方面承继明代旧制，于殿试结束后旋即选拔庶吉士。其选拔方式为，从新晋进士中遴选出年龄与容貌俱佳者参与相关考试。至顺治九年，朝廷颁行新的条例，依据各省幅员、人口等综合因素，对庶吉士名额予以分配。具体分配方案如下：直隶、江南、浙江三省，各分配五人名额；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五省，各获四人之额；山西、陕西两省，各得二人；广东一省，分配一人；汉军旗得四人；满洲旗另授四人，蒙古旗授二人。

从省份维度确定庶吉士名额这一方式，在公正性方面存在显著缺失。其原因在于，诸多省份新科进士数量处于相对匮乏状态，且整体素养与江南等省份相较，存在一定差距。在此情形下，所选拔出的庶吉士，在质量层面难以达到理想预期。

康熙帝亲政伊始，即废止分省之制。旋即敕令礼部，遴选六十名新晋进士参与考试。此次考试对成绩予以细致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待礼部完成初步考绩后，最终由康熙帝御临考核，据此钦定庶吉士之具体人选。

顺治与康熙统治时期，虽推行诸多举措，却未能从根本上化解问题。彼时，庶吉士的选拔流程，依旧为先行遴选，而后进行考核，此模式与明代相较，并无显著差异。

【雍正制定的朝考制度】

雍正登基之后，洞察到铨选庶吉士制度存有诸多弊病。雍正元年，朝廷便颁布谕旨，决意革新以往选拔庶吉士之举措。其中明确规定，需由皇帝亲自进行考试，而后引见并挑选人才，进而创立了朝考制度。

在此之前，庶吉士选拔机制存在两种模式，其一为先选拔而后考核，其二为仅选拔而无考核环节。且在选拔过程中，标准缺乏稳定性与一致性，呈现出多样化与易变性。实则，能否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关键取决于朝廷大员们的主观意志和个人偏好。

从另一角度审视，即便选拔机制秉持公正原则，然而，由于庶吉士的员额数量相对有限，难以从三甲进士群体中进行广泛遴选。如此一来，众多因殿试临场表现欠佳，却具备卓越才学的新晋进士，便会无缘进入翰林院。

雍正皇帝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了这一弊病。翰林之选，于国家建官分职而言，至关重要，理应择取人品正直、学识精湛者，方能恪尽职守。而彼时，雍正皇帝深知存在诸如拟送策联、钻营科举甲等之类的不良行径，此类弊端，实乃令人深恶痛绝。

自雍正元年起，于科举体系中，新晋进士无论身处二甲抑或三甲之列，均须参与由朝廷统筹安排的朝考。这一举措，摒弃了此前新晋进士为求入馆而四处钻营之旧态。在新规下，只要顺利通过朝考，即可入馆任职，从而为朝廷选拔人才构建起更为规范、公正的路径。

从客观视角审视，朝考制度的诞生具有积极且进步的意义。虽考试机制难以做到绝对公平公正，但相较于之前或“先选后考”、或“只选不考”的模式，其优越性显著。朝考制度凭借科学合理的选拔流程，在极大程度上保障了翰林群体的整体素养。

雍正初年，仅推行朝考举措，尚未于法律维度构建完备制度。至雍正五年，朝考正式确立为一项制度，与此同时，“朝考”这一称谓亦自此肇始。

自朝考确立为定制伊始，于该项考试中成绩拔得头筹者，便被冠以“朝元”之名。至此，清代科举制度在既往“三元”，即解元、会元、状元的架构基础之上，进一步增设“朝元”这一功名，使科举体系更为完备。

雍正朝，针对庶吉士选拔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弊病，采取有力举措加以革除。然而，在庶吉士教学质量方面，并未实施大规模的优化调整。乾隆登基后，敕令礼部侍郎徐元梦与礼部尚书杨名时，承担起教习庶吉士的重任。自此以后，选用博学鸿儒充任教习一职渐成定制。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朝廷对庶吉士培养的高度重视，而且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翰林群体在朝廷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自乾隆中期以降，朝考制度日臻完备且广为士林所推崇，与此同时，庶常馆凭借其精湛的教习水准，在培育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广大士子对于翰林这一身份高度认同。诚如时人所言：“新进士殿试排名既定，朝考之重要性极为凸显，能否成为庶吉士，全然取决于朝考能否入选。”

在明代至清初时期，庶吉士的选拔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其遴选过程充斥着不正当手段，致使这一选拔在士人阶层眼中，有悖于正统规范，名实难副。如此状况，直接削弱了庶吉士所应具备的价值与地位。也正因如此，学界普遍认定，相较于雍正朝之后，明代及清初翰林群体的整体素养与水平存在明显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