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接受地方官孝敬是常态，但也非来者不拒，有三种礼就不能收

在清朝道光时期，官员张集馨著有《道咸宦海见闻录》。此著作以深刻笔触，揭示晚清官场诸多隐匿规则。其中，对于官场送礼这一关键现象，书中着墨颇丰，为后世深入了解晚清官场生态提供了重要素材。

在封建官场环境下，欲求仕途顺遂，难以绕开“礼尚往来”这一潜规则。彼时，官场中维系人情世故，多借助炭敬、冰敬、别敬、节敬等诸多名目的馈赠。以清代为例，地方官员对进京陛见之事尤为忌惮。这一过程不仅耗费巨大，且事务繁杂，令人疲惫不堪。即便如曾国藩这般位高权重的官员，于入京之际，亦为筹备此类官场馈赠而深感力有不逮。

然而，面临困扰的并非仅为送礼之人，收礼者亦深陷其中。常见情形为，收礼者仅接受部分礼物，诸如“受其半”“受其二”之类，以此彰显情谊重于利益之态度。

此外，依据《道咸宦海见闻录》与《翁同龢日记》记载，晚清时期的京官，于收受礼品方面并非毫无原则、一概接纳。彼时，在京任职的各级官员间存在一项约定俗成之准则，明确规定了几类礼品是绝不可收受的。

【其一、有所求的礼不能收】

在传统官场生态中，地方官员向京官进行供奉，此乃既定的官场准则，且这种供奉并无额外附加条件。其背后深层次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因掌控地方资源等因素，经济收入颇为可观，而京官虽身处中枢，却大多俸禄微薄、生活清苦。基于此，为维系官场的利益均衡，形形色色以“敬”为名目的财物输送，便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

从官场运作逻辑而言，地方官员向京官进献礼品，旨在谋求后者助力。理想状况下，京官接受馈赠后，能在政务上为地方官员建言献策、提供便利；即便未能实际推动事务，地方官员亦不会有所苛责。对地方官员来说，京官在行政事务中不刻意刁难，那么此番礼品的馈赠便具有价值。

因此，在地方官员对京官进行馈赠这一行为中，通常不会存在明确的诉求，而是以“情谊”为名义展开。倘若地方官员的送礼意图并非单纯出于情谊，存有其他目的，那么京官们大多会予以婉拒。

以翁同龢与李鸿章为例，二人之间不仅存在个人私怨，在政治见解方面亦大相径庭。然而，每当李鸿章入京，总会向翁同龢呈递数额可观的馈赠。翁同龢对此并无推辞，悉数接纳。究其缘由，李鸿章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即便双方矛盾广为人知，仍坚持以礼相待。而翁同龢之所以坦然接受，是因李鸿章此举并无额外所求。

同治九年，翁同龢门下弟子贺培桢，于中秋佳节之际，依例向其师敬呈节仪五十两。此举循于常规，合乎礼数，翁同龢遂纳之。

数日后，贺培桢再度前来，献上白银百两。翁同龢对此举颇感诧异，在与之交谈过程中，敏锐察觉到其尽显功利世俗之态。由此，翁同龢当即判断，此次贺培桢送礼之举，必然暗藏所求。

翁同龢极具敏锐洞察力。彼时，身为国子监贡生的贺培桢，为谋得一官半职，于京城多方奔走、疏通关系。翁同龢经旁途获悉此情形后，进一步坚定心中判断，旋即婉拒了与之相关的各类馈赠。

除翁同龢外，众多京官皆谨守此一政治原则。其缘由在于，陋规乃朝廷默许的灰色收入形式，而若收受礼品并为他人谋取事务便利，则涉嫌受贿，此行为显然触及法律红线。

【其二、上不了台面的礼不能收】

以翁同龢为典型事例。光绪七年，新任台湾道刘傲入京，专程前往拜谒翁同龢。在此之前，二人素未谋面，亦无交往。此次刘傲的拜会，遵循官场礼节，仅为形式上的致意，并按惯例送上别敬。然而，翁同龢却并未接受。

从翁同龢的视角审视，对于平素并无交集之人无端馈赠礼品，此乃有失体统之举。时隔两载，刘傲遣其子刘浤往见翁同龢。彼时，刘浤身为秀才，仪表堂堂，故而翁同龢对其初始观感颇佳。

然而，在后续的交谈过程中，刘浤谈及父亲刘傲于台湾处境颇为艰难。刘傲在当地时常遭受上级的掣肘，发展受限。鉴于此，刘浤殷切期望翁同龢能够施以援手，助刘傲摆脱困境。言毕，刘浤郑重地拿出500两银子，以别敬之名赠予翁同龢。

此类行径，无疑是明目张胆的政治利益交换。对此，翁同龢义愤填膺，认为此等暗中操弄的行径，绝非他身为堂堂一品大员所应涉足。故而，其当即言辞峻厉地予以回绝。

此后，刘傲仍意图竭力维系与翁同龢的关系。然而，自此次事件发生后，翁同龢对刘傲态度渐趋疏离，即便如冰敬、炭敬这类官场惯常的礼敬往来，亦一概婉拒。

【其三、位高权重者要避免接受馈赠】

在清朝历史进程中，雍正朝的张廷玉与乾隆朝的傅恒，堪称极具代表性的例证。此二人于各自所处时代，均荣登保和殿大学士之位，并执掌首席军机大臣要职，在朝廷权力架构中，地位尊崇，仅亚于帝王，位极人臣。

彼时，向他们献礼之人不计其数。然而，凭借自身高尚且坚定的个人操守，面对所有送礼者，他们均予以严词斥责。正是这一秉持清正廉洁的行为，使其深受雍正、乾隆二帝的高度赞许。须知，于封建王朝，为人臣子，特别是位居高位者，最为避讳的便是私下收受他人的馈赠。即便某些馈赠看似合乎常情、并无不妥，在帝王眼中，亦极易被视作结党营私之举。

于官场生态之中，馈赠行为普遍存在，然而，这背后隐匿着不可小觑的政治风险。在收受与辞却的抉择间，一套繁杂且微妙的规则暗自运行，非置身其中者，实难洞悉其全貌。

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中，毫无原则地收受馈赠之现象屡见不鲜。以和珅与庆亲王奕劻为例，此二人虽身处高位、权重一时，却因其行径遭受同僚乃至社会舆论的严厉指摘。即便他们在官场居于显要之位，然而在同僚眼中，其行为实难获得认可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