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钥匙”模型——自然教育链接“双城圈”辐射区与“粤港澳”大湾区

李后强

这次由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指导，大熊猫国家公园阿坝管理分局、汶川县人民政府主办的“川渝粤港澳自然教育合作交流会暨四川省第五届自然教育周主题活动”，要求“发展自然教育 促进生态富民”，旨在搭建跨省域协作平台，推动自然教育资源共享、产业联动。非常重要、非常必要，有远见、有价值，值得充分肯定。

大熊猫是具有800万年以上历史的动物“活化石”，具有善变智慧、克己智慧、生态智慧、体色智慧、美学智慧、方圆智慧。大熊猫的朋友圈有小熊猫、川金丝猴、四川羚牛等，肚子内的微生物可能带来“新能源”革命。大熊猫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体现了“道”“易”理念、“中庸平和”“和而不争”，对环境的适应、对食物的包容、对竞争的妥协、对朋友的善待等品格，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重要启发。大熊猫本领高强但大智若愚，体现了一种生存哲学，值得学习借鉴。

四川特别是卧龙自然保护区是“大熊猫最后的家园”“真正的原乡”，是世间罕见的神奇地方，以提供“珍稀产品”为特征。党中央、国务院和国际组织都高度关注这块美妙的土地，推出不同措施保护这里的原生态和大熊猫。在这里举办“川渝粤港澳自然教育合作交流会暨四川省第五届自然教育周主题活动”，是神来之笔，自然天成！我们要按照大熊猫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牢固树立全球意识、质量意识、问题意识、用户意识、品牌意识，以大熊猫为标识，把这个活动办成世界一流的时代化、专业化、特色化、实效化、个性化的自然教育大课堂，为人类的学习和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第一“自然教育”的意义

“自然教育”也称为“自然体验”“自然鉴赏”或“自然学习”。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于美国、欧洲，以美国的约瑟夫·康奈尔撰写的《与孩子共享自然》等为代表，二十世纪末传入台湾、香港。2000年进入中国大陆民间环保组织。自然教育提倡“在自然中学习”“向自然学习”，提倡人们到自然或半人工的环境中，借助自然游戏、歌唱、戏剧等方式，提高参与者欣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和能力。

自然教育有什么作用？按照天性培养孩子，充分释放孩子潜在能量，在适龄阶段培养孩子的自立、自强、自信、自理等综合能力，解决个性化问题，培养优质生存能力，保持“性本善”。自然教育着重品格、品行、习惯的培养，强调真实、孝顺、感恩。通过对于自然的不断观察，体会生命的伟大，培养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为，自然教育是利用自然元素和自然环境进行自然体验活动的总称。自然教育以自然体验为主要途径，不是公共课，不是补习班，更不是课堂搬家。要求将自然教育作为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的新领域、新亮点、新举措，推动新时代自然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要求着力培育自然教育事业共同体，广泛凝聚各类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机构、专家团队、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等力量，发挥行业特有优势，积极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基金会等机构联合开展自然教育工作。要求加快提升自然教育服务能力，加强对现有森林植被、古树名木、野生动物、湿地、地质遗迹的保护，丰富各类自然教育资源，创建各类自然教育活动中心。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具有自身特点的自然教育计划，加强资源环境保护设施、科普教育、解说系统、道路、电信等基础建设，创造设施配套、自然环境优美、管理规范的自然教育环境，提升“硬件、软件”两个方面的服务能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教育关系。

第二 自然教育的“汶川密码”

提到汶川县，几乎全球都知道。8.0级特大地震是巨大灾难，但也提高了汶川知晓度。现在有些专家正在像研究原子能一样研究开发“地震能”，希望成为“新能源”。汶川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辐射区，属于成都1小时经济圈，都江堰到四姑娘山的山地轨道交通途经汶川，设有映秀、卧龙、耿达3个站，因此具有交通网络、产业协同、对外开放、文化交流、人才引进等优势。汶川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生态资源和地理优势，还有政策创新与科技支撑、社区联动与文化传承等突出特点，通过创新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融合模式，形成了具有示范意义的生态样本和“汶川经验”。

一是夯实生态保护根基：科学化与常态化管理

1.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汶川县通过标准化生物多样性监测、智能化园区勘界（设立界碑/电子围栏）及常态化巡护（全省首支女子巡护队），构建了覆盖草坡、漩映等核心片区的生态安全防线。

2.科研支撑与社区参与。组建“大熊猫国家公园汶川博士工作站”及“自然教育专家组”，联合国内外科研力量开展食用竹研究、生态脆弱区修复等专项课题，同时引导原住民参与自然教育、生态监测等岗位，实现社区共治。

二是推进自然教育创新：多维宣教与人才培养

1.科普开发。编撰《大熊猫国家公园汶川自然教育手册》《汶川县生物多样性图鉴》等教材，以大熊猫、珙桐、银杏三大孑遗物种为主线，系统展示生态保护路径。

2.研学网络：在成都周边设立10余个志愿者服务站点，联动全国开展“三亿青少年进森林”活动，覆盖超10万人次。

3.校本课程：以三江小学为试点，开发自然教育校本课程，推动青少年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转变。

4.导师培养：构建“科研巡护+社区人员+志愿者”的复合型导师团队，实施博士帮扶计划提升师资专业性。

三是加强产业融合：生态经济转化路径

1.“国家公园+社区+旅游”模式。开发自然教室、解说线路及生态体验活动，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自然教育品牌，带动区域生态旅游发展。

2.文创与品牌升级。联合开发大熊猫文创产品，推动“自然教育+”与音乐、科技等元素融合，提升传播吸引力。

汶川通过“科研-教育-产业”闭环，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双赢，其经验为全国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了参考。

第三 川渝与粤港澳自然教育的差异性

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川渝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在自然教育方面存在差异。

1.政策支持与制度设计

川渝地区：以政策扶持和顶层设计为核心，如重庆通过绿色金融支持自然教育项目，并推动自然教育纳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两地还通过联合实验室（如重庆自然博物馆与都江堰管护总站共建）推动科研与教育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注重制度标准化与立法保障，例如《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首次将自然教育写入地方法规，并建立粤港澳自然教育联盟，推动三地协同发展。

2. 课程特色与资源开发

川渝地区：依托山地、乡村和生态保护区资源，开发特色课程，如翠云廊的古柏蜀道、缙云山的“鸟兽虫木”课程、阴条岭的“手作步道”劳动实践，以及武隆仙女山的“苔藓森林课”，强调自然认知与社会责任结合。

粤港澳大湾区：课程主题更趋多样化，涵盖湿地观鸟、森林探秘、古驿道文化等，并注重国际化设计，如香港、澳门引入的观蝶活动及文创产品开发。

3.区域合作模式

川渝地区：以“双城联动”为主，通过联合实验室、科研项目合作（如生物多样性监测）推动资源共享，侧重生态保护与社区治理结合（如平武县村民导赏员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强调“三地协同”，打造跨区域品牌活动（如“粤港澳自然教育季”），并依托大湾区生态文化同源性，推动自然教育与文旅、研学产业深度融合。

4.产业融合与经济效益

川渝地区：侧重“自然教育+乡村经济”，如梁平区双桂湖湿地通过农耕研学、民宿体验带动农产品销售；平武县通过生态导赏员培训实现村民增收。

粤港澳大湾区：形成“自然教育+”产业链，包括自然教育径、文创产品、高端会展（如自然教育嘉年华），并注重市场化运作与社会资本参与。

第四 川渝与粤港澳自然教育的互补性

川渝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自然教育存在互补性。

1.资源互补：山地生态与滨海资源的结合。川渝的山地、湿地资源（如九寨沟、四姑娘山、若尔盖草原、缙云山、金佛山）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滨海湿地（如海珠湿地）、地质公园（如丹霞山）形成互补，联合开发跨区域自然教育线路，如“山地探秘-滨海观鸟”主题课程。

2.经验互补：标准化与在地化结合。广东的标准化制度（如自然教育径建设规范）可为川渝提供参考，而川渝的“乡村自然教育”模式（如成都川西林盘文化、平武村民导赏员）可为广东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3.品牌联动：两地可联合打造国家级自然教育品牌，如将川渝的“自然重庆嘉年华”与广东的“粤港澳自然教育季”整合，形成覆盖西部与大湾区的跨区域活动，提升国际影响力。

4.人才与科研合作。广东的高校资源（如中山大学、香港大学）与川渝的科研机构（如重庆自然博物馆、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可共建人才培养基地，推动自然教育课程研发与师资培训。

5.生态文化传播。川渝的巴蜀文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岭南文化可通过自然教育载体融合，例如将非遗技艺（如青神、重庆竹编）与生态手作课程结合，增强文化认同感。

第五 川渝与粤港澳自然教育的共同性

1.国家战略引领下的协同发展。两地均是国家战略重点区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粤港澳大湾区），共同承担推动自然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根据《全国自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2023—2035年）》，国家明确要求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等重点区域搭建多形式合作平台，促进区域协同创新与融合发展。两地均通过政策文件（如成渝联合实验室、广东自然教育条例）落实国家规划目标，例如推动自然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扩大参与人群规模等。

2.自然保护地资源的深度利用。两地均依托丰富的自然保护地资源开展自然教育。川渝地区利用缙云山、金佛山等自然保护区及乡村田园资源，粤港澳大湾区则依托丹霞山、海珠湿地等生态地标，均遵循《规划》中“以国家公园为主体，形成层次丰富的自然保护地课程资源系列”的要求，将生态保护与教育功能结合，在不影响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开放自然教育区域。

3.标准化建设与课程体系开发。两地均重视自然教育标准体系的构建和课程研发。例如，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制定自然教育径建设规范推动标准化，川渝地区则通过联合科研项目开发山地生态课程。这呼应了《规划》中“健全标准体系”“加快课程研发”的重点任务，包括建立强制性、推荐性、地方性标准协同体系，以及研发学校、社区、保护地三大类课程资源。

4.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模式。两地均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自然教育生态。川渝通过绿色金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引入社会资本，粤港澳大湾区依托企业、高校及国际组织（如香港观鸟会）推动项目落地。这与《规划》提出的“多元主体培育”目标一致，强调政府、学校、企业、志愿者等共同参与，形成覆盖广泛的力量网络。

5.生态文化传播与公众参与。两地均以自然教育为载体传播生态文化，提升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川渝通过巴蜀非遗与生态手作结合强化本土文化认同，粤港澳大湾区则通过古驿道文化、滨海湿地观鸟等活动融合岭南文化。这符合《规划》中“增强人民获得感”“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目标，且均通过百万级活动参与人次（如大湾区“自然教育季”、成渝“自然嘉年华”）实现社会影响力扩展。

6.科研与教育融合的实践路径。两地均注重科研机构与教育实践的结合。川渝依托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等机构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粤港澳大湾区联合高校（如中山大学）开发课程资源。这与《规划》中“汇聚行业内外信息，推动课程资源共享”的要求相契合，强调通过科研支撑提升自然教育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可见，川渝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在自然教育中各具特色：川渝强调整合生态资源与乡村经济，注重政策引领与在地化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则依托制度优势与国际化视野，推动产业融合与品牌创新。两地可通过资源共享、经验互鉴、品牌联动，形成“西部山地生态+大湾区滨海文化”的互补格局，共同探索自然教育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川渝与粤港澳大湾区在自然教育中的共同性，本质上是国家战略导向下的区域性实践共性。两者均以政策为牵引、以资源为基础、以标准为保障，通过多元主体协作和生态文化传播，探索自然教育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这些共性为两地进一步深化合作、形成全国性示范提供了基础。

第六 五地合作的 “金钥匙 ”模式

‚川渝与粤港澳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的南丝绸之路就是明证，并且成果辉煌。近年来，川渝粤港澳合作又有新突破，未来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可以由“自然教育”拓展到“全面合作”。由于地理区位的不同，四川重庆与粤港澳存在观念、文化、机制、外向度、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这既是障碍又是潜力。

（川渝与粤港澳合作的“金钥匙”模型）

钥匙是开锁的工具，也称为关键 （KEY），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重庆四川与广东、香港、澳门的关系，就像一把古老的金钥匙，四川重庆是柄心，广州、香港和澳门是前齿，因此我们将四川重庆与广东、香港、澳门“五地合作”比作古老的“金钥匙”模型。在功能方面，川渝是柄，粤港澳是沿，在川渝用力，在粤港澳开锁，相互联系，共生共赢。在合作方面，可以比喻为古老的“太极模式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精密、紧密结合。四川重庆是粤港澳在内陆的资源基地，粤港澳是四川重庆出海的跳板和桥梁，五地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川渝粤港澳应本着互补、共赢、合作、发展的原则打造自然教育共同体。对四川来说‚把 “盆地 ”变 “高地 ”（经济发展高地、自然教育高地 ）最重要，可以借船出海，借港破盆。四川有 “两优势、两作用 ”：即边界优势 （8省毗邻 ）、资源优势和纽带作用、桥梁作用。“双城记”与“大湾区”合作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功能区分，互补共生；“脑 ”“体 ”分离，合作共赢。用好优惠政策，发展 “飞地产业 ”“飞地教育”。

川渝是内陆文化，粤港澳是海洋文化，合作具有天然优势。川渝优势：能源、矿藏、粮食、农副产品等，潜在市场巨大，水、路、空交通便利且有深厚多样的文化资源。川渝不足：商贸观念相对滞后，外贸环境欠佳。粤港澳优势：产业链长、制造业发达、外贸活跃，对外交往方便，且市场观念强、竞争意识强、市场触觉敏锐。粤港澳不足：人力资源缺乏、自然资源偏少，内源性经济不强，远古文化资源不多。

川渝的优势产业是能源、电力、物流与旅游业。大有发展前途的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交通运输与生态农业。广东、香港、澳门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产业是制造业、电子、轻工、轻纺与金融服务、对外贸易、外向型农业，前景看好的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物流业。共同看好的是新质生产力和未来产业。

新形势下川渝粤港澳合作要创新升级，应该推进 “四个转变 ”：即从政府到市场、从官方到民间、由运动型到常态型、由资源型到资本型。

在“十五五”期间，川渝将围绕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走深走实、长江经济带建设、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大战略，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四川重庆与广东、香港、澳门的互补性、互助性、互动性与互依性，将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合作互动、优势互补、共赢互利、发展互惠 ”，共同推动中国自然教育的创新发展，打造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地域特点的自然教育新范式。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