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始末

决江河以水制敌，并非新奇妙招，古往今来中外战史不胜枚举。在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艰难岁月里，第一次郑重提出利用黄河天险打击侵略者，却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不过，此论对于当时尚未全面遭遇侵略者带来举国之痛的中国人而言，只是天方夜谭，更何况出自国民政府里一名外籍军事顾问。决黄河大堤以水代兵谋略的滥觞1935年5月至7月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事实上控制了华北。与此同时，日本媒体还一再声言要以“占领黄河以北，包括山东全省”为下一步的目标。8月20日，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在多次面呈详谈的基础上，就抗日问题向蒋介石提出了应付时局的建议，其中包括关于利用江河阻敌的论点。法肯豪森建议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主张中国奋起抗日，二是筹划了中国抗战的战略，其中包括决黄河大堤以求自卫。他说：在战略上，中国应先取守势，把主要兵力集结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之间，以此全力对付由北、东两面入侵的敌人。为了确保陇海交通大动脉维持与动力资源大省山西的坚固联系，中国最初的战线必须推进至河北的沧州至保定一线，而黄河则为“最后战线……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1]。法肯豪森1878年生于德国北部鄂尔敦堡城一个皇室贵族家庭。1900年，曾随从德军统帅瓦德西参加八国联军。1909年法肯豪森从柏林大学东方学院（专门研究远东的语言、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培养德国向远东扩张的人才）毕业，被分配到德国参谋本部担任情报官，后被派遣到东京担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在担任驻日使馆武官的5年时间里，他广泛调查和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情况，尤其细致地观察分析了日本军队的作战、训练情况，后来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乘列强角逐欧洲战场而无暇东顾，趁火打劫抢占德国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山东，进而加深了对日本野心的认识：日本的目的不只是山东，而是整个中国；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只是时间问题。不久，法肯豪森奉调回国参战，被派往土耳其。在这里，他与塞克特相识，并一度合作。1934年法肯豪森随同一再被蒋介石邀请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塞克特前往中国，不久接替塞克特成为德国驻中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不仅是个职业军人，具有军人的头脑和实际的战场经验，还有外交官的经历，对中日关系了解颇深。在其任德国驻中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期间，中德间的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交往频繁，而且富有成效。法肯豪森强烈主张中国抗击日本侵略，奋起自卫。他不但帮助中国分析、预见了日本侵华的总体战略，筹划了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略部署，还在职责范围内，协助中国在国防改革。军事训练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交通运输等众多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建设，促进了国民政府抗战的准备工作。同时，他全力支持蒋介石进行整军，削弱杂牌部队，亲自参加了淞沪抗战。可以说，在中国的4年里，法肯豪森与国民政府建立了相互信赖的关系，其本人深受蒋介石的赏识与信任。因此，法肯豪森的上述建议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建立在他对日本长期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对当时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全面估计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在其建议书的中文译稿上，对于“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2]一段，蒋介石作了“最后抵抗线”的眉注。到了1936年7月，日本再次提出压迫中国的“广田三原则”，侵华步伐进一步加快，而国民政府依然不做积极的抗战准备，继续寄希望于外交努力。此时，法肯豪森由抗战形势出发，考虑到黄河的障碍力和破坏力，再次向国民政府提出决黄河大堤阻止敌人的建议。陈果夫等人接连呈文决堤对于黄河在战略上的重要性，生长于此的中国人的认识不亚于西方军事顾问。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的台儿庄大捷，使终于看到一线希望的蒋介石计划利用士气、民心扩大战果，于是调集各地大军60多万人集结于徐州地区，准备与敌决战。4月13日，鉴于重兵云集狭小地带，陈果夫向蒋介石递呈，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可从此转入佳境。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且恐敌以决堤制我……敌在下游南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需将沁河口附近北岸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之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3]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依据陈果夫的呈文绘成草图，转呈给蒋介石。蒋看后只是批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并未置可否。事实上，陈的建议初衷在于提防敌人突然决口害我，并无径直决堤阻敌的意思。而且，他的注意力还放在黄河南北两岸，特别是郑州西北的武陟境内。或许是因为陈果夫身份的缘故，他的这份呈文后来被学界广为引证，也被众多回忆文章引为抗战期间黄河决口的发轫。

4月17至18日，日军在济南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以7个师团的兵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徐州进攻。对此，中国方面也采取了大的应对动作。21日，蒋介石亲自赶到徐州指示作战方略，并视察台儿庄战场。就在徐州大战正酣期间，30日，武汉军官训练团办公厅副主任刘献捷不无忧虑地向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提出了“预防敌人破坏黄河南岸河堤造成大泛滥区办法”[4]，由陈诚转呈蒋介石。刘指出：黄河自郑州、开封往东，河身多高出两岸，河堤也非十分坚固，一旦黄河决口，豫东、鲁西、苏北、皖北等处，势必尽成泽国，交通军事均要受到重大影响。现在，敌人打通津浦路计划已受顿挫……因此敌人为缩小战场及节省兵力，恐将俟河水高涨时，以飞机轰炸，或集中炮火射击，或收买汉奸，或利用降落伞部队，破坏黄河南岸大堤。果真如此，那么我将被淹灌。为此，他还提出了5项具体的应对措施。这份呈文，对徐州会战期间敌我形势的估计较为冷静，方法和措施也很全面，并且都是切实可行的，称得上是一个站在战场之外的、较为清醒的观察。因此，蒋介石颇重视，谕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会商核办。战场危机日深，决堤呼声纷起日军大本营根据徐州作战的总体部署，分6路实施对徐州的包围，特别要求截断西面的陇海铁路，以便阻绝中国军队后退的路线。在14日、15日两天里，先后出动3支力量从豫北和皖北实施了对陇海线的有效突袭和拦截。陇海铁路被敌人炸毁并切断，中国军队最快捷的西退道路便就此被封锁，使国民党数十万大军陷于险境之中。为保存实力，避免被装备精良的敌人围歼，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在15日决定放弃徐州。5月19日，日军攻占徐州，随后出动机械化部队西犯追击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前锋直指豫东地区。这时，密切关注战场变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致电蒋介石，建议高度重视黄河天险或径直决开黄河南岸大堤。20日，身处黄河前线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致电蒋介石，鉴于“吾国前代治河长官兼须兵备，美、荷两国治水机关与军政机关合组，用意亦同”。呈请加大力度关注黄河河防，并同时提出几条具体的组织办法草案，主要有：新的黄河事务管理委员会定名为战区河防委员会，分掌原属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河防部分职权；全权处理河防行政及技术一切事项。委员组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主席委员，各区河防司令，豫、鲁、冀三省主席，建设厅厅长及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河南、山东修防处主任，河北河务局长为当然委员；对黄河水利委员会、修防处、河务局，有直接监督、指挥、调遣之权；在需要时可以随时调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现有修防材料、工具及公用器具等。对程潜的建议，蒋介石非常重视，指示贺耀祖并前案（指刘献捷的建议）会议商讨，妥拟实施办法。21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首先十分鲜明地提出决开黄河大堤的建议，并因此致电军令部次长熊斌。26日，军令部高级参谋、陆军大学教官何成璞也提出了决堤制敌的建议。对于诸如此类的决堤设想，蒋介石未置可否，而是积极准备在豫东平原商丘与开封之间组织兰封战役，以图聚歼孤军深入的日军第十四师团，阻止其进一步向西推进，同时解除徐州地区中国军队的后顾之忧。5月12日，蒋介石携带参谋人员飞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所在地郑州，还把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从皖南急调过来，一同前往第一战区，担任第一兵团总司令，直接指挥作战。在战斗最关键的时刻，坐镇郑州的蒋介石又急召驻扎陕西的胡宗南部驰往豫东参战。兰封一战及其外围一带连日鏖战，双方伤亡均极惨重。被围的日军第十四师团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的主力，师团长是日本前驻中国华北地区的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其间也差一点儿被中国军队俘获。然而，大战正酣的23日，据守兰封的“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抗命不遵，擅自撤离，使日军轻易侵占兰封。更严重的是，驻守在商丘的黄杰第八军无视军令于28日弃城逃去，商丘被日军占领，整个豫东门户洞开。由于指挥系统混乱，互相推诿，战机常失，“国军”虽然一度收复兰封县城，但围歼日军第十四师团的任务非但没有完成，反而为敌所制，不得不再次西撤。20多万人竟未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多人，“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5]。相反，攻占兰封的日军不断排除中国留守部队的抵抗，分多路继续西犯，不超过一周的时间，整个豫东地区尽失。而且，6日从兰封西窜之敌攻陷河南省会开封，7日进占开封至郑州间的唯一一座县城中牟，8日又将前锋推进到郑州东边不到50里的白沙镇。中原重镇郑州告急。郑州地处平汉、陇海两大交通线要冲，同时扼守黄河天堑，是中原地区南下西进的门户和必经之地，也是当时国民党在北部平原地区所能控制的最后一座军事重镇。途经郑州的平汉线作为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于抗战全局更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军事物资、部队运输的重要南北通道，还是中原地区进出战时首都武汉的唯一现代化路径，而且，郑州至武汉之间的路段也是当时中国军队在北方所能控制的唯一一条南北交通要道。从郑州往西便进入山地地区，军事价值易守难攻，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必须注意：迤逦西去的陇海铁路是当时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的最主要途径。因此，郑州如不保，洛阳、西安必失，襄樊、南阳也难保，武汉更岌岌可危，西北、西南大后方的危险性随之将大大增加。对此，无论是在地理因素上，还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中日双方都很清楚。然而，此时在这一地区担任阻击任务的国民党军队均系徐州战场退下来的疲兵，无力阻敌。如果再从全国其他地方调集兵力，也已经远水不解近渴，鞭长莫及了。在这种情况下，提请决开黄河的呼声再次高涨。6月1日和7日，黄新吾两次函呈蒋介石，一再提请在开封黑岗口决堤。第二个呈文大致如下：“……查黑岗口地方，如尚为我方掌握，即由该处掘堤……虽此种办法不免有若干县罹于水灾，然为整个国家着想，亦不能有所顾全……”[6]6月2日，豫西师管区司令部的刘仲元、谢承杰致电蒋介石，提请以破釜沉舟之势，决开黄河，陆沉敌军。甚至在6月11日，花园口已经决口的情况下，仍有陈诚转呈的王若卿关于在开封黑岗口决堤的建议电文。除上述有案可查的决堤建议外，还有来自全国不同方面的决堤要求。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中主要有：“……开封失守。蒋介石畏惧日寇沿京汉线南下进逼武汉，纳何遂献策（何遂通过林蔚向蒋介石献策），指令商震挖掘黄河，使黄河流向东南，阻止日寇行动。”[7]何遂当时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应程潜之邀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高级幕僚。在徐州会战期间，何就曾向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述说过这一计划，并将决堤阻敌的意见写成《确保西北交通线，阻止日寇于平汉线以东》的建议，请林蔚（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军令部次长）转交给蒋介石。开封失守后，他又将此建议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另据兰封战役时担任第三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后来亲自参加黄河决口的黄铎五回忆：“1938年6月7日，第三十九军司令部驻杨桥附近待命。刚一到达，蒋介石即发来密电，令刘和鼎掘开堤防，电文大致是：‘为了阻敌西犯，确保武汉，依据冯副委员长（冯玉祥）建议，决于赵口和花园口两处施行黄河决口，构成平汉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接着程潜也有指示，内容与蒋电大致相同，并派长官部的兵工专家王果夫负责设计和指导。”[8]也有材料说白崇禧曾就此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过建议。此外，据时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晏勋甫回忆，早在1937年7月最迟在次年6月之前，他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任职时就曾有过决开黄河大堤的腹案。当开封失陷后，此议再提，并认为“掘堤有两利：甲，可以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乙，掘堤后，郑州可以保全”[9]。如果此说属实的话，晏应当是豫东战场最前线直接提出黄河决堤主张的第一人。仓促下令，后果惨痛情势紧急，决堤自卫终于引起国民政府中枢的关注。5月15日，特召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会议。此次办公厅会议的直接起因是前面所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有关加强黄河河防的建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有该厅副主任姚琮、主管后勤工作的军令部第一厅第三处处长尹呈辅、黄河水利委员会万辟及军政部、经济部有关人员。主持人为贺耀祖。经过讨论，会议对于刘献捷的对策案未予重视，对于程潜的建议予以基本肯定。据此，蒋介石当日即分别致电行政院、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经济部及黄河水利委员会，明示黄河水利委员会除受经济部直辖外，兼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指挥监督，务期河工与军事密切配合，以适应目前抗战需要。此次会议没有形成决黄河大堤的结论，却把黄河河防问题提到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反映了战争的需要，也为后来的进一步决策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它所作出的组织系统调整终究成了之后黄河决堤的组织准备。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亲自主持了最高军事会议，经过讨论，“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企图作成大规模之泛滥，阻敌西进”。事实上，在此次会议之前，主要是5月31日夜，在身居前线的第一战区长官部、驻开封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与武汉中央军事统帅部之间，具体的决堤决策，已经通过电话秘密敲定了。

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的陈慰儒回忆道：“五月三十一日夜间，日军逼近开封郊区，程潜忽以电话通知我撤退，并约定次日（六月一日）到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见面。我同朱镛（黄委会总务处长）等在六月一日上午沿堤至郑州来同寨（河南修防处南一总段办公处），当日下午即往郑州长官部见程潜。程说：‘蒋委员长命令掘开黄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挡日军。’我说：‘按照河工经验，五月（旧历）晒河底，说明现在正是河南枯水季节，流量很小。就是掘开黄河大堤，流量小，水流分散，也阻挡不了敌人。但是大堤掘开以后，口门逐渐扩大，难以即堵。汛期洪水到来，将给豫、苏、皖三省民众带来无穷灾难。1933年至1935年间，冀、鲁两省黄河大堤曾经溃决多处，泛区民众田地、房屋、牲畜全被冲没，民苦痛万状，惨不忍睹。总之，现在掘堤，既不能阻挡敌人，又肯定会给千百万人民带来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这是很不合算的。’程潜深思后说：‘好啦，等转报蒋委员长以后再作决定。’次日，程又传见我们，告以蒋介石说，只要敌人知道黄河大堤开了口，就不敢前进。水小也要掘，并令即派河兵动手。我说：‘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决堤的严重性，他们世代守堤，是不会动手掘堤的。’程潜随即说：‘那么，我派军队去掘，请你们去指导。’”[10]而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的回忆，也更加说明了秘密性和紧迫性：“我们商定后（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处商议决定决开黄河大堤），正拟向武汉军委会请示，适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来电话问我：‘以后你们预备怎么办？’撤退前后敌我一般情况，我们和林不时有电话往来，一切他们都是知道的。我将刚才商定的计划告诉他。他又问我：‘你们计划在哪里掘？’我说：‘预备在郑州北面花园口附近，请你马上报告委员长，如果同意，请你再来电话告诉我。’不到一个钟头，林来电话说：‘委员长和我们研究了，委员长同意。’我们于是一面做准备工作，一面以电报作建议方式向蒋介石请示。他回电批准了我们的建议。”[11]

与晏勋甫的追忆可以相互印证的回忆资料，还有何世庸的“父子对话”：“由于战局极其险恶，日军在平原行动迅速，前锋西犯开封，促使蒋介石下了最后决心。父亲（指何遂，前文已有交代。）后来告诉我，6月初，林蔚把父亲找了去，说：‘委员长已经同意你的方案，请你直接与启予兄（指商震）谈。’父亲说：‘我不在这个职位上，怎么好谈呢？’于是林蔚直接向商震下达了执行黄河决堤的命令。父亲说，当时他也就此和商震通过电话，商震表示从整个战局出发，他一定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他所忧虑的是他的部队的出路。父亲反映给林蔚。林说，委员长指示二十集团军撤至江西沿江一线，拱卫武汉。”[12]爬梳钩沉，可以看到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决策体现了国民党政府长期无能无助、失德失序。虽然决堤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日军西进和南下的步伐，但是让百姓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法弥补的。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大堤所带来最大的损失，不是丢失领土，损失财物，而是丢掉了宝贵的民心。注释：[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中国抗日战备之两份建议书》，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蒋介石制造的黄河花园口决口》（内部文稿），1960年6月。[4][6]《军事委员会办公厅1938年4月30日致军令部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87全宗3489案卷。[5]1938年5月28日《蒋介石致程潜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唐永良：《商震历史概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8][9][10]全国政协《中原抗战》编写组：《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第147页，第159页。[11]晏勋甫：《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175页。[12]何世庸、何达：《花园口决堤见闻》，载《百年潮》2002年第10期，第51页。